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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登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跑了。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银行、债主要他还钱,天天有人上门讨债,他为钱发愁,丧失信心,很多次都想从楼上跳下去。

前一天晚上,他和温州的朋友聊到半夜,朋友劝他出去散散心。于是他连夜赶往浦东机场,想先去美国避一下再做打算。登机前,他跟债主打了个电话:“我真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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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林

就在胡福林跑路的10天前,中秋节时,温州奥米流体设备公司的老板孙福财要求全体员工出去旅游,员工还纳闷,以往的中秋节就只发一箱方便面,今年却这么大方。但游玩两天后,员工上班时才发现,老板和厂里价值几千万元的设备都消失了。

孙福财的跑路被称为最具创意、最无耻。后来人们才发现,工厂的设备不是老板卷走的,而是债权人拉走的。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企业家跑路的序幕最先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而胡福林因为其知名度和20多亿的债务数字,成为温州热搜头条。人们开始讨论随着他的跑路带来的恶性连锁反应。

当地的一位官员说,2008年(金融危机)企业倒闭,主要是产品销不动,还有一部分是由老板赌博等因素引发的。而2011年,“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老板跑路”“有时候,头一天和一些老板吃饭聊天,欢声笑语,第二天这些老板就神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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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集团外前来讨债的供货商和民间借贷债权人

媒体报道称,2011年11月,温州至少有80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而在当年9月份就有26起。当时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份温州企业家跑路名单,第一个就是温州江南皮革厂董事长黄鹤。几年后,一首“王八蛋王八蛋黄鹤老板,吃喝嫖赌吃喝嫖赌,欠下了欠下了3.5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的神曲在网络上流行。一些人总觉得跑路名单与歌曲之间有联系。

为何这波跑路潮出现在温州?胡福林有答案。

胡福林从小就帮着父亲打理眼镜批发店的生意。上世纪80年代,他开办了一家眼镜加工厂,其成立的信泰集团成为知名的代工厂,后来转型做自主眼镜品牌海豚,并成为全国知名商标。

他先后投资、收购多个公司,在眼镜行业成为翘楚。

2008年,他自称被贪欲和狂傲控制,看不上眼镜产业链10个亿的规模,于是进军了新能源领域,发展光伏,先后成立4家公司,引进投资,还计划在五年内实现两家企业上市。

当然,资金也给了他信心。坊间传闻,在2009年春节时,温州各行行长都给他拜年。最后,他拿到了10亿元左右的授信。

但是自2011年之后,光伏行业在欧洲遭遇贸易保护,市场低迷,“加上外部经济低迷,国内银根紧缩政策,行业开始全线崩溃。各大银行都全面收紧信贷,审批好的贷款也暂缓放出”。

在控制通胀、流动性收缩的情况下,温州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难度很高。很多人,包括胡福林,开始转向民间借贷。

富裕的温州有个繁荣的民间借贷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7月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相当于全市银行借贷总额的20%。在2010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在13%-17%之间,而在2010年,年化利率飙升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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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

胡福林希望通过民间短期借贷的方式,拿到一笔足够偿还银行贷款的周转资金,还贷后,银行继续新的放贷,他就将银行贷款用来还给短期民间借贷的资金。

但是,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越来越严格,他不但从银行拿不到贷款,反而要被银行收贷。而温州已经有老板开始跑路,闻风而动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也开始只收不贷。面对行业和民间债权人的催债压力,他身心俱疲,于是,就有了跑路的故事。

胡福林说,自己失败在“短融长投”上,即将短期的贷款投资在需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产生效益的固定资产(光伏)上。当短融长投遇到经济不景气、融资环境差的情况时,贷款要还,公司又没有现金流,于是就陷入绝境。

几年后,成为跑路重灾区的长租公寓,也是败在短融长投上。运营方借助金融工具,将一次性拿到的租客租金投入到需要长期烧钱的业务上,最后爆雷。

孙福财跟胡福林类似,因生意不错,就向银行和民间借贷借了数千万元海豚眼镜,扩大生产,但是银根紧缩,他续贷的资金拿不到,民间借贷无法偿还,且利息高,资金链断裂。

这些跑路的企业家,是中国跑路群体中的一类典型代表,他们多从事的是传统的实体行业,在形势一片大好时,采用举债等高杠杆的手段,扩大经营、实行多元化发展,一旦宏观环境突变,市场低迷,公司很容易资金链断裂,当债主敲门时,心态崩溃,便想一跑了之。

当然,民间借贷的偿债压力不仅会逼着下游的企业家们跑路,从事民间借贷生意的金融大佬们,在这个十年里,也成为跑路的重灾区。

2012年3月3日,有着常熟第一美女之称的顾春芳计划外逃。早些时候,有人去她家逼债,珠宝、保时捷都给了债主。她本想逃到新加坡,但听说假护照难办,于是就去了意大利,等着朋友把假护照办好邮寄给她。

但自称良心不安,没等到护照,她又到了上海,为防止别人认出她,准备整容。她做完眼角整容手术的那天晚上,警察敲了她的家门。她趁着女警察不备,拿出一把剪刀自残,往自己的脖子戳了一刀。警察赶紧抢下了剪刀。

她非法向社会集资17.7亿元,到案发时,有4.6亿无法归还。判决书的说法是,“在背负巨额债务、明知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伪造虚假证明文件以及指使他人冒充高干子弟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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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春芳

顾春芳初中学历,身材高挑,脸蛋漂亮。她做过模特,又在常熟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上出镜。有了名气后,她便开始搞起了民间借贷。

起初,她从事纺织服装生意时,就开始高息集资,欠下了巨额债务。而为了还债,她又以经营煤炭生意为由,以年息25%至30%的高额利息或高额利润为诱饵,借款好几个亿。

她的操作,简而言之就是,借钱还债,借更多的钱去还更多的债。珠宝首饰,她花了1400万元左右,古董家具、木雕等藏品花了500万左右,还有近500万元“做功德”捐给了寺庙。这些钱,都是借款。

名气大、气质佳,又善于拿钱包装,经营圈子和人脉,她给的利息又高,一些人相信她,借钱给她。这种招数,在后来的P2P行业也被“发扬光大”。

2013年,顾春芳被判了死缓。在当时,中国出现了多起非法吸储、跑路案。其中就有被通缉后被抓判刑的胡润富豪榜上榜人物,民营500强柳州正菱集团实控人,涉嫌非法吸储15亿元的廖荣纳。廖荣纳跌倒的原因是,他利用集团的担保公司,在不具备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资格的情况下,吸收资金并用于公司生产,偿还贷款。

时间进入到2014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即将开启。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GDP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开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10月,《经济参考报》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说:

近一段时间,有关民营企业负责人“跑路”、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品牌照明企业“凤光照明”老板“跑路”,欠下7000多万元的货款;喜林灯饰相关负责人“跑路”。此前,安徽红焰集团董事长周焰生自杀身亡,原因疑为无法承受企业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不少网民认为,在宏观经济下行、融资难融资贵等多重压力下,一些民营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机。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民企“跑路潮”折射退出机制缺失 民间信用遭重创》。

而为了维护社会信用,当年,最高法联合人民网,在北京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以后在人民网上即可查询全国“老赖”。后来,这个榜单被广为人知,不少名人都上过名单。国内失信时间最长的人,叫陈一彬。法院判决他赔偿本息193万元海豚眼镜,他玩起了失踪,消失了24年。

最高法联合人民网推出“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

当贾跃亭在发布上“蒙眼狂奔”的时候,与民间借贷业务重叠、借助互联网发展起来的P2P产业也迈入新阶段。2014年,国内P2P平台已达1575家,较2013年上涨了96.88%。

这个阶段的P2P,主打自融高息,以4%的月息吸引投资人,然后将这些钱通过网络融资后,用来偿还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或者投资自营等项目。但平台风险极高,有的就是诈骗、庞氏骗局。根据界面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在2014年有35家P2P跑路。

跑得最快的是,浙江台州的恒金贷,注册资金5000万元,寿命为半天。排名第二的是深圳的元一创投,寿命1天,老板跑路。

而P2P的转折点是云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爆雷以及e租宝高管团队被抓。P2P进入整顿清退期,到2020年年末,中国的P2P平台只有3家。而警方还在抓捕跑路者。

就在P2P进入风险爆发期的2015年,中国的长租公寓迎来了春天。P2P被肃清的2020年,长租公寓迎来了大爆雷。杭州、上海等多家长租公寓爆雷,老板跑路。上市公司蛋壳公寓爆雷后,无数年轻的租房者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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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公寓爆雷

爆雷的原因是高收低租和租金贷。

长租公寓的运营方是以高于市场的租金向房东收取房源,房东按月收取房租,然后运营方再以低价租给租客,他们提供租金贷的产品,即租客可以向金融平台贷款,金融平台一次性将租客合同期内的所有租金支付给长租平台,再由租客按月给金融平台还款。

说白了,长租公寓的商业模式,玩的就是杠杆,租客由过去的交租变成还贷,而运营方利用时间差沉淀的资金池,可做他用。但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比如遇到疫情,影响了生意,就发生危机——租客每月都在交钱,但房东却收不到房租,矛盾爆发。

于是,爆雷的爆雷,跑路的跑路。一地鸡毛。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再讲一讲温州眼镜大王的胡福林的故事。

当胡福林跑到美国后,债权人围堵公司,事情发酵。他在美国学会了煮饭、洗衣服、看圣经故事寻求力量,跟公司的人取得联系,询问进展。(不知道下周回国的贾跃亭,又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几天后,温州工商联主席王振滔给他打电话说,事关温州企业家的信誉,希望回来一起想办法。

让他决定回国的是中央对温州的重视。领导要求浙江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防止风险扩散蔓延。20天后,胡福林回到温州。他解释说,其实自己不是跑路,而是出走,他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买好了回来的机票。

法院受理了公司的重整申请。400多名债权人共申报了近15亿元债权。在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胡福林两次起身致歉。

在当地部门的帮助下,胡福林引入投资人,保留了海豚眼镜品牌,借助区域鞋业优势,将厂房改造为鞋革综合市场,并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将市场的股权摊给了部分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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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信泰皮革鞋料市场(筹建)”的登记证

曾有媒体是这么总结胡福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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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胡福林的案例还有一个前置条件:他是一个守法、但因为现金流问题而曾遭遇不幸的企业家。

而各地近期正在通过各种举措去保护企业家精神。比如浙江最近发布了《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推动具有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但诚实守信的债务人提供一条出路。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长期缺失,导致破产法被戏称为“半部破产法”,无法真正解决债权问题,甚至会陷入“救得了企业却救不了老板”的窘境。那些债务人,因为经营不善等陷入债务困境,背负了企业连带清偿责任,无法申请个人破产。跑路,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

而随着个人破产制度的逐步完善,可以保护那些诚信、善意的债务人破产,让真正的老赖继续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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