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muyang-0410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他给人感觉很温馨，他“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汪曾祺逝世以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老头儿汪曾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爸爸写东西习惯一次成型，最多改过一遍。但也有例外。他的《寂寞和温暖》文末就注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六稿。一篇小说写了六遍，在爸爸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家人审查的结果。
《寂寞和温暖》并不是爸爸主动要写的，而是家里人的提议。当时描写反右的事情的小说很多，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影响都很大。妈妈对爸爸说：“你也当过右派，也应该把这段事情写写。”在家里，妈妈绝对是说话算话的一把手。爸爸想了想，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我们一看：怎么回事？和其他人写的右派的事都不太一样。没有大苦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小说里沈沅当了右派，居然没受什么罪。虽然整她的人也有，关心她的人更多。特别是新来所长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显然是从爸爸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儿找去？纯粹是爸爸根据自己的理想标准生造出来的。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题材看齐，苦一点，惨一点，要让人掉眼泪，嚎啕大哭更好。“老头儿”倒是没有公开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写完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审”了，只好由他去了。
在这段很诙谐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人们在《寂寞和温暖》中，见不到作家把知识分子的痛楚昭示世人汪曾祺代表作，见不到反右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他的子女解释道：“爸爸仍然觉得，人们以前受的苦、受的罪已经不少，现在好不容易过得自在一点，实在没必要再把那些陈年老账翻腾出来，弄得大家心里憋屈难受。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因此，无论是写旧社会的社会生活，还是写解放后办的一些错事，爸爸都是虚化苦楚，渲染真情。‘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
实际上，他写不来“苦楚”。他的人生品性和做文风格早已定型。面对苦楚，“随遇而安”，苦楚也变得美好起来。他能写出“让人掉眼泪，嚎啕大哭”的作品吗？不能。他自我把心理调节好了就可以了，他不会著文警示世人，更不会像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一样，提议建一个右派博物馆。根本上说，汪曾祺是唯美，他要表现美。
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盆花生米。”另一位军旅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盆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看世界用两个字——凝视。这个词主观也直观，感情也感性，是静态的。他看世界的眼睛非常明净，世界一片蔚蓝。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深奥独特的思想”。他才华横溢，有着超人的形象记忆力。描写很精细，很精到，很精妙。他追求的是美，达到的是和谐。他确实是达到了，这是他的优长。这种优长很容易在散文上得到熨帖的发挥。我一直觉得，汪曾祺散文的成就超过小说，而他的小说也几近散文，散文上多了一二情节，或者说，汪氏小说就是散文化的小说。
比如说《受戒》开篇：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名字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的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么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一二两节看得出是在写小说，第三节完完全全是散文的笔调。《受戒》不短，可是表现故事情节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大淖记事》也是如此，全文约一万四千字，开篇闲聊的文字便有三千字，闲聊什么呢？大淖风俗。第二节结尾主人公十一子出现了，一出现就立刻闪逝。第三节全是风俗画，没有故事。女主人公巧云是在第四节出现的，她的生平，她的琐事，汪曾祺全是聊天式地描写，这一节的结尾，男女接触，好像故事要开始了，可是篇幅八千字拿走了。第五节，情节又断，写水上保安队和号兵的事，又是另外一幅风俗画。这一节即将结束，“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对你说。’”才在沙洲上野合，算是故事发展了。但，就那么几行字，“月亮真好啊！”结束了。第六节，最后一节，汪曾祺不讲故事是不行了，要散架了，便全力讲，字数两千多字。同样，讲故事差不多五千来字，也就是全文的三分之一。
汪曾祺代表作——《受戒》《人间草木》书影
汪曾祺不会讲故事吗？不，他是才华盖世的艺术家。可是，没有一位作家没有局限。看得出来，汪曾祺形象思维强，而逻辑思维弱。而且没有一位作家是不受自己的人生经历限制的，作家只能讲自己熟悉的故事，自己喜欢讲的故事，能够表达自己观念的故事。艺术多元，各用各的嗓子唱歌。不用说，《受戒》就是杰作，玲珑剔透、美轮美奂、无可挑剔、炉火纯青，是流芳百世的杰作。当然，我所谓讲故事指的是小说笔调，汪曾祺的小说是用散文笔调写的。他自己就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汪曾祺又说：“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汪曾祺的散文又那么多，那么好，所以，整体上汪曾祺还是以散文见长。或者索性这样说：汪曾祺是当代无与伦比的散文泰斗。
汪曾祺的老同事、剧作家阎肃这样评价汪曾祺：“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字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杜鹃山》导演之一张滨江说：“《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里说：“斤澜是很讲究结构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说结构的特点是‘随便’。斤澜很不以为然。后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他算是拟予同意了。”这个意思，他在《自报家门》中也写到过。我想，“苦心经营”一是得意了自己，二是安慰了林斤澜，其实他的心中只有“随便”二字。因为，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苦心经营”，或者干脆说，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结构”。
我说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汪曾祺的小说也太像散文了，或曰：“就是散文也需结构啊。”是的，而一旦有话要写，对于才气过人的汪曾祺来说汪曾祺代表作，是啥子事嘛，略加“组织”（乃师把结构叫做组织）就是了。他自己说：“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而且，他一再提倡“短”。“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短，也是为了自己”——像是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汪曾祺用不着冥思苦想、“苦心经营”，稍为踌躇，提笔可画。因此，他能做到如苏轼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因此，“随便”只能适用于汪曾祺本人，及其类似的作家。曹雪芹是不成的，托尔斯泰是不成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也是不成的。汪曾祺是反对写长篇的，认为长篇虚假，一个人没那么多东西可写。实际是他个人的事。他也打算写个长篇——《汉武帝》。我想，延寿十年，他可能也写不出来。林斤澜作文推崇汪曾祺的《陈小手》，我以为《陈小手》的确不错，接生的男人骑白马在田野里飞奔，英姿十足，接生后被团长一枪打死。但，这一篇好像不是汪曾祺的小说，“白马”编造痕迹明显，最后这一枪更加刺目。他讲故事讲不好：如他的风格可不可以不死呢；这一枪也是从法国作家梅里美那里搬来的，他可能早已忘了。
林斤澜与鲁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追求深刻，讲究结构。林斤澜的结构形态比鲁迅还要多样，甚至走得更远。对于小说的最高境界，作家曹文轩有“精致论”，作家李敬泽有“极致论”。我认为林斤澜追求的是极致，汪曾祺追求的是精致。
汪曾祺（右）与好友林斤澜 作者供图
林斤澜对汪曾祺的意见，一般都能听进。有一回，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小说，紧绷！”林斤澜就怀疑自己了。这实际上是汪曾祺结构观的问题。他自己的文章太随散了，太舒缓了。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写道：“1957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说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纤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纤巧，哈哈哈，纤巧，哈哈哈哈……’”
晚年，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语言，佻！”林斤澜也是哈哈哈哈笑。佻就是轻薄。这话就说重了。那为什么林斤澜还哈哈哈笑呢？我以为，除了雅量之外，他是真正佩服汪曾祺的语言的。在北京一个会上，林斤澜一反常态，公开说：“论语言，在男作家中，汪曾祺第一；女作家中，宗璞第一。”据说女作家中有人不同意，男作家人人服气。
林斤澜还有一句话，我听过不止一二回：“别的不讲，论语言，五十年来汪曾祺应当说是最好。”
汪曾祺写小说《徙》的开头，原来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他总觉得不满意，难以下写。后来他出去转，回来就改成一句：“很多歌消失了。”写下去就比较顺畅了。这件事也叫人想起“环滁皆山也”。
汪曾祺是把白话文写到顶点的一位作家，是把古典文学的气韵同口语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他脱离了朱自清的贵族气和文绉绉，也没有老舍的文艺腔和翻译体，比赵树理更有文人的底蕴，更经得住咀嚼。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6年第3期《情到深处——回忆作家汪曾祺》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muyang-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