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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关系上，有两个著名的概念，150人定律（Rule Of 150）和六度分隔理论(Six of )。150定律又称邓巴数字，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称人类智力只允许一个人类个体拥有148个达到稳定社交程度的人数，四舍五入大约是150人。六度分隔理论则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 1967年通过连锁信实验发现的，实验显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至多通过六个人就能够联系上。
昨天写了，但其实按照六度分隔理论，再加上社区网络的加持，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人大概率都听到了所认识的人的生离死别，对湖北人民来说，如果在150人定律圈内没有人染病，就已经比较幸运了，大量都是直接心理创伤。同一办公室楼层的同事，今天凌晨作为临床诊断病例去了另一个世界，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随着排查、诊断手段的加强，数据应该是越来越能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但仅从这个实例来看，问题还是挺多的。既然是临床诊断病例，为什么不去医院而去小宾馆隔离点，因此发病而未及救治？医疗资源不足？为什么凌晨一点多让病人去隔离点，这可是人体最虚弱的时候？联想起2月9日被披露的凌晨公交转运重症病人闹剧，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确实还有诸多地方需要改进，方式上也需要排除简单粗暴。
根据150人定律和六度分隔理论，无论怎样的大而强的政府，在150人定律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络组织能力始终有上限六度分隔理论，即便进行高强度动员，调集全国资源支援疫区，由于疏离感，也很难做到人性化。而如果广泛动员社区和民间组织，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则民间自助组织每增加一个人，都会大幅度地增加他们能够深度影响到的人数，这个增幅是行政体系增员所不能比的。中国长久以来，特别在城市里，都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思路六度分隔理论，孰不知如果能够允许民间自助组织发育和日常渗透，将大大改善城市的管理能力，对超级城市尤其如此。在城市现有的基层组织中，居委会其实还是行政体系的延伸，而业主委员会一般都比较孱弱，很难发挥作用，又缺乏其他自生民间自助组织的生长土壤。对于行政体系来说，允许民间自助组织填满城市体系的空隙，其实是双赢的。在此前的一文中，写到了疫病防控的标准程序，其中民间自治组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教育疏导、组织实施救治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次，湖北几乎全域封城，其他城市也有大量半封城的。从武汉的情况看，1月23日的封城突然中止了全城的市场自由协作模式，但政府却远没有做好全面接管的准备。且不论民生多艰，单看医护资源，封城之后大大小小各级各类医院的医疗物资迅速耗竭无法补充，医院人山人海，医护人员超负荷运转趋近极限。以湖北和武汉政府的组织能力，妄想以一己之力替上千万人安排超常规的医疗供给，哈耶克和米塞斯如果在世，一定会惊掉下巴，因为理论上，政府在有限时间内没有那么强的调配计算能力。某种意义上，社会管理能力匮乏导致的医疗错配和失配，是新冠病毒疫情城内持续蔓延的重要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当政府的计算调配失灵，医院不得不很快打破常规，开始在微信和微博上向公众直接寻求帮助。而公民也迅速自组织起来，通过网络连接到这些需求并重建供应链。这个过程很艰辛，但也被证明是有效的，如果不是有些非官非民属性不清能力低下的机构从中做梗，还会更高效些。社交媒体事实上把六度分隔进一步压缩了，已经不需要六个人，援助群里的海量信息和校友群里的群策群力，通过信息的匹配，推动和实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成功。另一方面，信任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货源是否可信，需求端是否可信，节点是否可信，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确认环节上。以自组织的方式聚起的弱连接人群，信任度较低，但不是还有150人定律吗，新建立的援助群这类弱连接群中的人，在其150人定律范围内，如班级群、同事群里、朋友圈里寻找到可靠的对接，反复求证确认，就这样，虽然困难重重，终于还是成了。这是实战积累的信心和经验。而如果，我们有权威的可信第三方来实现双向确认，当能更好地流程化去中心化协作。如果我们有健全的民间自治组织，当能更专业地进行组织协调。
本次疫情过去后，有太多需要总结反思提高的地方，而其中应该包括民间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更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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