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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留心网络上国际新闻的评论区,大家都会发现“两个凡是”在左右着一批人的头脑,那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评论区里,世界如此简单!只要是敌人拥护的,不管什么人和事,闭着眼睛反对就是了,哪怕人家在帮助弱小国家保家卫国;只要是敌人反对的,不管什么人什么事,也大可闭着眼睛喊拥护,哪怕敌人反对的是无端侵略主权国家的行径。

是非、立场得来全不费工夫,只要看敌人怎么做,自己反过来玩就行了,也就是把判断是非的标准送给了敌人,让敌人来定夺,唯敌人的马首是瞻,我们项上的脑袋只管吃饭。

对懒得动脑或者说根本无脑可动的人来说,以为“两个凡是”的逻辑无懈可击。不料两个凡是,有网民的回答让这“两个凡是”有点逻辑尴尬

两个凡是_两个凡是_两个凡是

这跟帖真的无法回敬。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动脑子确实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只是这样的轻松愉快会让我们因懒惰而愚蠢。且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把美帝当作敌人两个凡是,只是有点摩擦的竞争对手而已,高层不是还有一句话叫做“中美关系有一千个要搞好的理由,而没有一条搞坏的理由”的话吗?所以,“敌人”这个前提并不存在,“两个凡是”失去了支撑。退一万步讲,即便假定现在美帝就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们是否就以美帝为基准决定我们的是非呢?显然不能。我们来看看被美帝打压的华为是怎么看待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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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我们现在与美帝并非敌我关系,即便是敌我关系,也未必就是“两个凡是”那么简单。向对手学习,才能更好地以敌人为敌,强大自己,而不能因为美帝做芯片,我们就反对芯片,嘲笑芯片,认为“只要主义真”就行。

当年日本在侵占了我们辽宁和吉林的时候,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已经属于敌对关系了。但鲁迅先生当时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大声疾呼:“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先生提出,不能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变了,就蔑视日本先进的东西,否则这会让自己停留在空洞口号中自我封闭。鲁迅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说要向敌人学习先进技术与理念,就是在国际关系中,除了斗争,也还有合作和共同的遵循的东西,比如遵守联合国宪章,比如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比如保护环境,探索外太空等等,这些都是所谓“敌我”的共同点,有些还是相互的依存点。如果“敌人”反对侵略,我们就必须支持侵略;“敌人”支持被侵略国家反抗侵略,我们就必须要劝被侵略国家投降,甚至赞美侵略行径,嘲笑抵抗侵略的行动,别人探索火星,我们就反对和制止,那么这“两个凡是”就不仅是愚蠢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客观上也在陷国家于不义,拖国家的后腿。

最早的“两个凡是”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提出来的,有特定的针对和特定语境,主要还是指两国战争中针锋相对的策略,而非泛指,更非在阐释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如果把这个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话生搬硬套当成判断是非的灵丹妙药和决定自己立场的“定海神针”,那我们离真理就会越来越远,行为上就会出乖露醜,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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