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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逐渐超越中国，他们开始滋生野心，试图吞并中国，掌控中国政权，于是开始歪曲历史，为侵华制造舆论。他们刻意将中国定义为汉族政权、中原政权，将汉族与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分隔开来，进而将中国与辽、金、元、清等中国北方王朝划清界限。这导致了“七块论”、“元清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唐宋变革论”、“崖山之后无中国”等观点的产生，故意曲解中国真实的历史。
日本声称汉族政权时间长了就会衰落退步，外族入侵是维系中国历史、使中国“解毒”、进步的原因，中国人应该感到“幸运”。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的不断增强，晚清中国的衰落和北洋军阀的分裂软弱，他们越来越得寸进尺，一步步实施侵华吞华的行动。
《征讨清国策》是公元1887年（明治20年）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计划武力攻取中国沿海地区并划归日本版图，然后进一步肢解中国，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该策在第一编第一项就说：“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zhina，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故而，当乘彼尚且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
在《征讨清国策》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版图分成七块：东北，华北，江南，内蒙古、甘肃，西藏（青海）、新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七块论”。
《征讨清国策》
《征讨清国策》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八纮一宇”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八纮”语出中国古籍《列子·汤问》：“……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
为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日本统治者神武天皇下达“八纮一宇”诏书的神话，即完成“征服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于一个屋顶之下”的使命，也就是说，因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全世界要合并成一个大民族、成立一个大国家，即世界一家，日本天皇是世界的最高君主。
日本北一辉（北辉次郎）（1883—1937）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法西斯鼻祖和精神领袖，是八纮一宇理论的鼓吹者。他在所著《国家改造大纲》中胡说：“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7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是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强大国家而实现。”
二战前，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鼓吹“元清非中国论”者主要有三位：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之誉。他在中国史的宏观理论方面有两大观点：一是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
内藤臆称中国文化中心形成后，自身文化积淀日久，产生种种衰颓的症状，形成“中毒”；周边地区新生的、强壮的势力反作用于“中毒”的中心文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即所谓“解毒”或“恢复年轻”。内藤这套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农耕定居的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互动现象，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对中国“解毒”。他刻意将中国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满洲在叙述上隔离开来，把中国与辽、金、元、清等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隔离开来。这就是“元清非中国论”的渊源。
内藤认为，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中国实行“革新”。在此逻辑下，内藤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妄称“日本的力量介入中国促使其革新，还算是中国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
内藤的另一大发明“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从宋代进入“近世”，比西方早了四五百年，过早的成熟也就意味着过早的衰落，因此需要外界力量的“解毒”和“革新”。这同样是为侵略目的服务的。此外，内藤还提出过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都是赤裸裸的侵略理论。
内藤之后，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矢野仁一（1872—1970）于1923年出版书籍，叫嚣“满、蒙、藏本来就不属于中国领土”的论调，坚称“中国不等于清朝”，直接抛出“元清非中国论”，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侵华鸣锣开道。
第三位代表性学者是“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内藤的学生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侵华期间，宫崎市定推出多部所谓中国史著作，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制造“历史依据”。此外，宫崎与众多右翼学者一起参与了日本军部支持下的多部反动历史书籍的撰写，竭尽全力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历史依据”。
宫崎仍将汉族政权等同于“中国”，窄化“中国”的意涵，并将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隔离、对立开来，宫崎将内藤湖南的“中国文明的中毒与解毒说”进行了更为精致的理论包装。
宫崎在书中对历史的零星记载随意夸大发挥，渲染日宋之间的非同寻常的亲睦邦交关系。由宫崎对宋朝与日本关系“捕风捉影”式的高度评价，再联想到元朝取代南宋后随即对日本发动的几次征伐，那么后来日本文人学者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也就呼之欲出了。
宫崎在书中，直白露骨地展现其真实意图：日本具有“发展性”，因此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覆辙。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日本不仅应当统治中国，还要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如此，在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解构基础上，宫崎最终把着眼点放在论证日本对华侵略的“合理化”、“合法化”上。
二战后日本的反华思想继续发酵。精神日本人李登辉，又名岩里政男，是顽固的台独头子，其一直以24岁前是日本人而感到荣耀，在它执政期间与日本沆瀣一气，大搞台独和扶持台独势力。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非常直白地说“台湾的国际地位必须明确化，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台湾的中华民国要实质化，这是当务之急”。
李登挥《台湾的主张》写道：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合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这里提到四个，香港有的报刊认为剩下的两块是指华北、华南 (或江南)。李登挥的言论明显承袭自日本七块论。
从李登辉开始，教材就开始隐瞒了“去中国化”，实现“台独”的因素。陈水扁、蔡英文接班之后，“去中国化”的教育更加明显。
二战后日本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蒙蔽不熟悉历史的公众。“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语直接来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海啸》。“崖山之后无中国”作为主题语赫然置于该书首页，进行某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灌输。经过层层煽动性铺陈，最后抛出自己的观点：“唐宋在日本”。“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是“元清非中国论”的再版，日本的这种思想舆论其心可诛。
日本按照这些思想舆论行动，吞并了琉球群岛，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吞并了朝鲜，占领东三省，鼓动满蒙独立，扶持成立“伪满洲国”，并开展了臭名昭著的全面侵华战争，及侵略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美国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失败投降后仍然持续开展多种反华裂华行动。
早在明治天皇1869年就发布御笔信，“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对周边地区进行侵略扩张。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准备以琉球为跳板进攻台湾。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以琉球是日本属邦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在美英等国的“调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银50万两，并迫使清廷承认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即间接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从台湾撤军。由于清廷的软弱无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国，改设为冲绳县。
随后，日本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同时出兵朝鲜，清军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压制住日军，但日本还是在《济物浦条约》中取得了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同清朝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的权利，《天津会议专条》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
1894年6月2日，伊藤内阁决议出兵朝鲜，逼朝鲜否认自己是中国属国，并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吞并朝鲜。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日本唆使朝鲜亲日政府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朝军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
日本发动的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包括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等内容。
《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罗斯帝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便联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同年5月4日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
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清朝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国控制权，台湾等大片领土割让给日本，日本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马关条约》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实行极其阴险的“以鲜制华”政策，不断推动朝鲜人政治移民中国东北的活动。
日本在朝鲜人聚居地区设置领事馆，强调“朝鲜人是日本臣民，受日本管辖”。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之马前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大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经侵占了旅顺、大连，殖民势力下驻扎“关东军”。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日本的侵华方针，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据此给天皇搞了一份秘密奏折，叫嚣“惟欲征服zhina，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zhina。zhina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以此实现八纮一宇的狂想。
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1928年6月4日清晨5时30分，经日军策划，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身亡，这就是“皇姑屯事件”。
当时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和民意。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个政治转向事件就是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后，随着中国日趋统一，日本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迷梦受到震动，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就提出了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的设想。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国14年抗日战争就此展开。
日军在发动全面侵华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大屠杀的脚步。从淞沪会战到南京保卫战之间，侵华日军在沿途所犯下的屠杀罪行，丝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尤其是对路线上的主要城市“江南五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进行了有计划，甚至制度性的大规模屠杀。
1937年11月至12月间，在苏州城乡中国同胞惨遭日寇屠戮者就达到与南京大屠杀几乎齐平的30万之众！以杀中国人取乐的日军“百人斩”杀人比赛，亦是在进军南京过程沿途，于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实施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旅顺惨案、济南惨案、平顶山惨案、镇江惨案、梅花惨案、沙下惨案、厂窖惨案、团山寺大惨案、北疃惨案、万县惨案、临沂大惨案、南京大屠杀等多起大屠杀惨案事件。日军制造的万人以上的大屠杀就有数十次，千人以上的大屠杀更是有154次之多。
日军还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又称“三光”作战，日军在其作战命令中一般使用“烬灭作战”等术语。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
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还用活人做生化实验和实施细菌战，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
据估计，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左右，其中死亡人数高达2100万。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
《终战诏书》
《终战诏书》
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的《终战诏书》中，没有一个字说到“侵略”、“战败”或者“投降”，特别是没有提到对中国的侵略。《终战诏书》只承认“交战已阅四载”，也就是将战争的历史缩限为1941年与英美宣战后的4年，并且只称“深表遗憾”，不向受害国道歉。
这封诏书通篇都极力撇清日本在侵略中所犯下的罪行和发动战争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还冠冕堂皇的自诩是维护东亚和平。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日本高层始终在美化侵略，甚至贼心不死，从始至终竟没有半点的反思，更别提检讨自己的罪行。《终战诏书》表明日本只是暂停战争，并没有真心投降。
直到今天，日本右翼、日本教科书、日本普通民众，乃至一部分没有那么清醒的日本左翼，都不能完全、客观、理性和公正的看待由日本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周边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
日本虽然停战但未投降。虽然少部分时间有个别日本政府反省错误，但大部分日本政府不反省不认罪，延续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在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势力，不仅拒绝道歉，更拒绝承认历史事实，大肆叫嚣“南京大屠杀伪造论”等荒谬说辞。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判决书
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否认细菌战、否认大屠杀…..这些都是日本在进行认知作战，抹去真实的历史，让以后的人看不到真实的历史，攻克中国人的心灵防线。每一步都是日本的阴谋，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潮越来越强烈。
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国际形象排名始终很不错，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影响、经济实力、公民素质等综合因素的体现，但日本的外宣策略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塑造自己“受害者”形象的同时，日本也在美化、淡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一方面，日本右翼组织不断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则多次审核通过否认侵略历史、淡化罪行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不断有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宣称向所谓“英灵致敬”，妄图美化军国主义。
现在日本政府对华“认知作战”持续很多很多年了，之前日本外务省就曾泄露了一个中国公知、大V名单。他们通过文化软渗透、金钱收买等各种手段，令一大批知日亲日分子为日本摇旗呐喊，来争夺在中国的话语权。
日本外务省预算申请重点之一就是为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正确姿态”而加大外宣力度的工作项目，预算申请中的“外宣”战略，就是在各国培养配合日本的知日派。
《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3期刊发的一篇文章称，从2014年开始，日本外务省开始筹备在全球多个城市建立“日本屋”。截至2018年7月，“日本屋”项目已在圣保罗、伦敦、洛杉矶落地。“日本屋”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务省。
外务省明确将“日本屋”定位为“日本战略性外宣的重要一环，要在对象国全面宣传日本”“展示日本的魅力，让世界想了解日本”，最终实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日本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政府相关政策和主张，期待在国际上培育更多的亲日派、知日派”。
日本还一直散布内亚史观分裂中国：日本亚洲史学界长期干着这样一份工作：重构东亚史，关键在于清除汉文明中心史观，建立“非汉中心史观”， 即以蒙古帝国—大清帝国—日本帝国为主轴的内亚史观。内亚史观指明在东亚大陆，自古以来一直是内亚民族在主导东亚，主导中华帝国。
二战后，美国学界继承了日本军国主义衣钵发展出了“新清史”。“新清史”主张元清是内亚帝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清并没有真正汉化，统治方式也与传统中国不一。新清史”的最大特点是内亚本位或者说是内亚视角，否定了自古以来的中国史观-华夏史观系统。
“内亚史观”和“新清史”都是颠覆中华传统史观，鼓吹去“中国化”，为了分裂解体中国宣扬“民族共和”，以全球化、国际化来颠覆中国的爱国主义传统。
直至今天反华裂中势力还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大做独立文章。看看现在的各种历史认知乱象，背后都有无形的大手在推波助澜。分裂族群、分裂领土的行径，无论是谁，获取其行动的正当性从歪曲历史认知开始，蒙独、疆独、藏独、台独、港毒五毒思想的伪历史观盛行。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过：“史存则国存，史亡则国亡”；“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坠入之坊，必先去其史；败人之教化，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各大高校教授的奇葩言论，以及留学生、海外华人、公知民逗的行为种种，无不显示反华裂中势力的历史文化争夺战无孔不入。特别是影视和网络上的情况，上至专家学者下至普通网民，都被有意无意的卷入各种事件，各个评论区的言论更加耐人寻味。
日本政府始终秉承“追随美帝左右、不择卑鄙手段、维护权贵利益”的原则，不断进行军备扩张、叫嚣对抗中国，一直未停止给世界人民制造痛苦和灾难。
世界环境污染最著名的八大公害是1、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3、美国多诺拉事件、4、英国伦敦烟雾事件、5、日本水俣病事件、6、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7、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8、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八大公害其中日本就占了一半。日本政府为了资本权贵利益，置本国国民健康于不顾，可谓丧心病狂至极。
近期日本政府为了东电公司的一已私利，又做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不顾世界多国人民的反对，置世界人民的危难于不顾，执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再度体现了日本政府追随美帝为了资本权贵利益丧心病狂至极的本性。
日本政府二战后虽放下武器但并未投降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其一举一动都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灰烬仍在燃烧，不彻底扑灭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火苗，仍然可能会燃起反华裂中危害中国的邪恶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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