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4年7月高中毕业，我一直以为这是“文革”期间最特殊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因为这是严格考录的一届高中生，而且，参加考试的初中生囊括了四届小学毕业生。我们读了两年半，初中也读两年半，初、高中合计读了5年。很多同学都说我说错了，没有两年半的学制，都是两年。学制是学制，我们正巧两次都处在改学制的节点，所以都读了两年半。我在这里记述如下，请本届的老师和老同学们帮我一起回忆、回忆。
我是1966年秋季入读五年级的。我们大队的小学只有四年级（初小），临边大队办到六年级（高小，也叫完小）。我和一位同学去报名的路上，看到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涂一块方形的“语录牌”，从语录牌就可以判断一个家庭的成分，比如，白底黑字的准是“四类分子”家庭，内容通常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如果是红底黄字、写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肯定是贫农成分。开学后不久，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66级的初中生就没上成，有的回家了，有的参加红卫兵大串联了。我邻居的孩子是农业高中，他就去串联了，春节前给家里来信说，一路上坐火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他们正在去韶山，然后去北京见毛主席。全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羡慕死了。我们没有停课，每天两节课，然后是劳动——割草或扛石头。没有语文和数学，改为语录和珠算。语录是32开本，0.2元，很快就流行64开塑料皮的（红宝书），0.45元，还有更小的袖珍本。我们大部分时间除了劳动，就是开批判会，主要是批判校长，偶尔也批班主任或某个老师。教我们珠算的老师，特别严厉，从无笑脸，哪个学生在课堂上说话，或者做小动作，他张口就骂，甚至打。说来奇怪，只有他没被批判，也没人贴他的大字报。
1967年读完六年级，我们也停课了，直到1969年秋“复课闹革命”，这个大队第一次办初中班，我们才继续上学。所以，这是66、67、68、69四届小学毕业生同时升入初中，当时叫“戴帽班”。由于严重缺乏师资，我们只开了语文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外语都没人教，为了照顾这个现实，高中升学考试只考数学，另外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批判会》，实际上等于只考了一门数学。
我们是1971年寒假毕业，而且学制改为二年，之前都是暑假毕业，理由是，暑假是农忙季节，老师们必须参加劳动，寒假是农闲季节，老师们有时间处理业务。就在这年秋季，公社经常组织传达“绝密文件”，搞得人心惶惶。年底便传说：初中升高中不再“推荐和选拔相结合”了，一律按考分录取。理由是，初中生已经没有“四类分子”子女，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怎么推荐？我们考试的时间是1972年春节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都在议论尼克松访华。那是我这一生经历的最严肃的考场，一位主考，两位监考。
经历这次考试升学，同学们都特别重视学业，尽管很快就发生了“黄S事件”、“交白卷事件”、“马振扶公社事件”，大批“南方教育经验”等干扰，但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并没有减弱。
1973年底我们应该毕业，可巧，毕业时间又从寒假改回暑假，我们又多读了半年。但是，教学大纲已经进行完了，这半年基本上由老师们自主安排。我一直认为，这半年相对自由的（没有高考任务）教和学，使我们收益最大。那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今天谈教育改革，应该从这一届高中教学中汲取智慧。
所以，虽然当时的中学学制是二年，我们却读了两年半高中。不知是否准确？恳请网友们指正。
另外还有几件琐事顺便记下。
我们初中以前的作文主要是两方面的题材，一个是心得体会，一个是批判文章。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人格形成影响最坏最深小学毕业时间，它塑造了我们的两面人格——撒谎。因为，这两类作文多数都是在编造谎言。一方面，不可能有那么多“好事”被我们这些孩子们遇上，即便偶尔遇到一次，也未必就是遵照老人家的教导去做的。另一方面，批判的对象多数都是虚拟的，即便实有其人，他的“反动言论”或“反动行为”也是虚构的，因为，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怎么可能经常接触这些“反动的”东西呢？即便偶尔接触过，又怎么可能作出政治上的判别呢？
还有一件事可作对照，我们临村的一位公社级的“典型”，40多岁的妇女，到处作报告，远近闻名。她被树为“典型”的原因是，有一次她路见一堆牛粪，用头巾包着交给了生产队。她经常背着粪框到处溜达，遇到劳动的人群，便手舞足蹈地唱起来。我亲眼见过，她可以唱一段诵一段把《为人民服务》背下来，确实神奇。但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里大约在1970年前后普及了有线广播。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它不仅打破了农村千百年来的闭塞状况，为动员和组织农民提供了空前有效的手段，而且还成为改善农民日常文化生活的主要平台。当时每天晚上广播里都有文艺节目，除了地方戏，主要就是教唱样板戏，许多青年就是跟着广播学会了样板戏的唱段和普通话的。这个举措值得大书特书。
关于“红卫兵”。运动开始时只有成人、或者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加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不够格，我见过父亲拿回家的红袖章。后来有“红小兵”，我们又进入中学了，年龄大了。在初、高中阶段，也没有举行过加入红卫兵的仪式，所以，我们都是“白皮”。与各种“战斗队”走马灯似的登场的同时，各大队又争先恐后、不讲条件地成立宣传队。我们大队就拼凑了个宣传队，排练的剧名叫《夺印》，从未演出过，可那些队员们照样记工分，社员们议论纷纷。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高中第一年冬季，全国热映一部电影《卖花姑娘》，我们这里只在县城放映。星期六下午，同学们决定去县城看这部电影。我们距离县城30多里路，中午我就断了干粮，只剩下半张稻糠煎饼。赶到县城，买到9：20的票，二毛钱一张。看完电影已是半夜12点，我们往回赶的时候还没觉得饿，走到一半路程，大家都饿了，又累又冷，大家都在算计哪里能找到吃的，哪怕野菜也行。天太黑，又是冬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吃的。有人提议歇一歇，但多数人认为不能歇，因为那就再也走不动了，会冻死的。于是大家边走边讨论，回学校还是回家？因为学校食堂附近窖藏的萝卜可以充饥。最后还是决定回家。我和另一位同学路程最远，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还是想坐下来歇歇脚，那位同学坚决不同意，他要看着我推门进家。我真得感谢他，他还要走一里地才能到家，却为我担心。几乎是空腹步行70里，现在想想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后来我问那位同学，为什么他比我能撑？他说，他出发前吃了两张煎饼，掺的不是稻糠小学毕业时间，是山芋干，而我只吃了半张掺稻糠的煎饼。
（图片来自微信群，不知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