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谋生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构成一场逆向运动。
这场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是城市公共政策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长久存在，如城市户籍的门槛、高昂的房价、不完全的社会保障、难得的城市入学机会等等都对农民工构成一种推力；另一方面是农村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也出现新的生机，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接轨时的机会，以及国家政策的动员，对农民工返乡构成一种拉力。
推拉之间，经过权衡，部分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据人社部测算，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人数接近500万。
2017年底，中共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明确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可以预见，各级政府将以更大力度动员、支持农民工返乡创立一份事业。
那么，作为主角的农民工，他们的返乡创业之路走得顺利吗？《财经》记者前往多个省市展开调查。
——编者
（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 视频/刘阳）
近年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大幅增加，融资成为他们创业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的鼓励政策也在现实中未真正落实。
《财经》记者 熊平平/文 朱弢/编辑
（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农民熊保国、熊定国兄弟早年返乡创业，后因效益不佳，重新返回苏州等地务工。刘阳/拍摄）
回乡从头开始
数位湖北麻城的外出务工农民，近年来逐渐离开了曾长期工作的沿海城市，回到家乡创业，有的从事种植、养殖，有的依托城区建设投身建材、装修市场，问及创业处境，喜忧参半。
麻城市坐落于湖北省东北部，与安徽、河南两省接壤，位于大别山中段南麓，城镇人口21.62万，农村人口95.3万。这里是湖北省典型的人口输出地区，大部分农民会外出务工，江苏苏州下辖的太仓和昆山是麻城最大的务工流入地，其次是广东东莞。
陈光富夫妇及熊福安曾长期在江苏苏州打工，黄丹、查盛平则常年在东莞务工，如今他们都回到麻城创业。
陈光富夫妇是麻城市木子店镇天井山村连二井湾村民，今年44岁。陈光富有三个兄弟，都常年在苏州打工，二哥陈光华在苏州拥有数个企业，在当地属于能人，而陈光富夫妇一直徘徊于工厂和建筑工地之间。
在外漂泊十多年后，陈光富夫妇几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干起了养殖。他们在村子临近马路的地方租下场地，盖猪圈，买猪仔，聘请防疫师傅，“巅峰时期养猪量在400余头，近年猪肉市价下跌严重，缩减规模，当前数量在100头左右”，除了养猪，夫妇两还养了30多只羊、100多只鸡鸭。
“每天除了查看田间地头的粮食蔬菜，就是喂猪、清理猪圈”，陈光富说，接送女儿上学也是他和妻子日常重要工作，由于村里小学条件不好，陈光富将女儿送到30公里外的木子店镇上小学，每天开车接送。
年过五十的熊福安是龟山镇梨树山村叶家河村民，在苏州等地务工20余年后，“感觉上了年纪，而且女儿需要照顾”，2013年，他回到叶家河，不再外出。
熊福安回乡后身兼数业。首先，他邀约邻村一位村民及一位有种植经验的安徽农民，承包了10亩山林，前期投资6万元，三人一起合伙种植天麻、茯苓等药材；其次，他还在当地一家小型水电站担任发电员，对他来说，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只在晚上上班，不影响白天干活；另外，他并没有放弃种粮的老本行，虽然觉得粮食价格太低，不舍得“贱卖”，但一家人的口粮却也因此有了着落。
与陈光富、熊福安回村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不同。黄丹、查盛平把他们返乡后的落脚点放在了麻城市区。
黄丹是麻城宋埠镇村民，1998年她20岁时就在东莞长安一家台资电子厂打工。此后几年间，她从流水线包装女工做起，成为一家灯饰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每月收入8000元左右。
2015年，因为女儿不能在外地参加高考，黄丹决定尽早送她回家乡上学，以适应环境。于是她带着女儿返乡，与仍在广东中山工作的丈夫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黄丹把女儿送入麻城市华英中学读初一，属于当地优质私立中学。同时，她选择在麻城市区开了一家灯饰商城，因为早年在中山工作时就从事该行业，对灯饰非常熟悉，因为能拿到物美价廉的货源，生意渐有起色。
黄丹表示，相较她在中山灯具公司做部门经理，收入有所下降，且家庭分居，颇有遗憾，但如今在县城有自己的一家灯具商城，算是圆了多年的梦想。
年纪更长一些的查盛平是三河口镇槐树坳村民，在上世纪90年代进了麻城一家制造业企业，做锻造工人，后来公司破产下岗，他选择南下打工，此后多年在深圳与东莞之间摇摆。
谈起返乡的原因，查盛平说，主要是自己年纪大了农民工创业项目，大城市节奏太快，工作也没有前些年好找，于是被“逼”回了家乡。返乡后，查盛平开始在自家一楼开零售店，卖副食，但不赚钱。后来因为自己有手艺，目前麻城的装修市场不错，就去银行贷款20多万元，买机器租厂房开始创业。查盛平的工厂目前拥有三台数控切割机，雇佣2人，每年毛收入在20万元左右，他正在准备扩建厂房，添置新机器。
相信勤劳能致富，是查盛平能在50岁时还创业的精神支撑，“别人能贷30万元买房，为什么我不能贷30万元创业？”
国家层面动员
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动员、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梳理近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说法在2009年和2010年都出现过，但与当前背景不同的是，2008年下半年因遭遇全球金融危机，长三角、珠三角众多制造业公司倒闭裁员，近千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此时中央文件多着眼“生活无着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意在为其提供谋生环境。随着经济复苏，此后数年，“返乡创业”的说法一度淡出。
直至2015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重返官方语境。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支持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创业，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年）》，分列七大行动计划农民工创业项目，责任落实到各部委。
此后，农业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12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为农民工返乡提供基层服务、场地、产业、公共交通、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业环境。在地方层面，各省市政府亦出台类似文件。
直至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将农民创业作为推动乡村、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落点。
国家动员的背景，是全国农民工增速持续下滑，跨省外出农民工也在持续减少。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4月发布的监测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86亿人，增速为1.7％，而此前的2011年增速为4.4％，即农民工总量虽上升，但近年增速却在明显下滑。
2016年跨省流动农民工7666万人，比上年减少79万人，下降1％，所占外出农民工比例亦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此外，外出农民工增速也呈逐年回落趋势，2016年增速仅为0.3％。
数据表明，2016年，除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跨省流动增长了0.4％，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均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近年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大幅增加。据农业部、人社部测算，截至2017年四季度，近年返乡农民工人数大幅增加，约有10.9％的人员选择创业，累计超过470万人。
2018年1月13日，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过去“孔雀东南飞”，现在开始出现“燕归巢”，各类返乡下乡创业的人员不断增加。
大势所趋之下，地方政府也出台各自的扶持政策。
河南省政府表示，2018年将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下乡创业20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0亿元，试点地区的返乡创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最高可获300万元贷款。此外，河南近期还成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通过政府出资5亿元和吸引社会资本45亿元，目前该基金前期已筹集50亿元。
陕西省发改委在2017年底亦表示，将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合作，争取在2017年完成２亿元贷款发放。
四川省提出返乡创业个人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返乡创办企业享受不同程度企业所得税减免，如果入选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每个县还能得到500万元扶持资金。
（2017年2月28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马村村连片的致富大棚，蜿蜒山谷，错落有致。图/视觉中国）
市场冷暖自知
“不论在哪里创业、谁创业，都要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曾任江苏省武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的路锦说：“所有的创业都有风险。”
摆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者面前的第一道坎是认识市场。但市场难料，不少创业者兴致满满回乡，在遭遇亏损后，重新外出打工，更多刚起步的创业者正在经受考验。
与同乡一起种植药材的熊福安就遇到了令他头疼的难题，他们种植的天麻往年能卖出不错的价格，但在去年的收获季，哪怕是上等天麻每市斤价格也只能达到15元，此前两年达到25元。由于种植天麻需要承租大片山地，砍伐木材，还需要请种植技术指导，前期投入较大。“这一季应该赚不到钱了。”熊福安说。
熊福安表示，2017年他的药材种植面积达10亩，由于雨水太多，产量大受影响，只收获了约1万斤，且市价大不如往年，除掉成本，收益极少。
熊福安种植天麻等药材稍早，头些年赚了一些钱，加之他同时兼顾发电和种植粮食，因此今年的低迷行情对他影响不大。但邻村月形塘村村民韩福明的麻烦要大得多。
（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返乡创业村民熊福安正在晾晒药材天麻，因2017年市价走低，他的收入受较大影响。刘阳/拍摄）
韩福明选择种植天麻比熊福安晚，2015年，天麻、茯苓行情好，韩福明承包数十亩山林种植，前期修路、修整山林投入数万元。2016年行情稍好，有所盈利，但2017年两种药材行情走低，韩福明在天麻上就至少亏损2万多元。因不愿低价出售茯苓，原本2017年11月可出土的茯苓直至12月仍留在土中，韩福明计划“等待明年春天行情走好时再出土销售”。但第二年药材市场是否会更好，韩福明并没把握。
与韩福明同村的另外两位返乡创业农民的经历，则更加证明了市场的残酷。
熊定国、熊保国是月形塘村大岩垸的一对兄弟，早年在苏州工厂打工，因为脑子灵活、工作能力强，都走上了管理岗位，收入在同村外出务工人员中较高，早早就回村建起了楼房。
2012年，由于孩子上学问题，两兄弟决定回家。担心村里小学教学质量不好，熊定国兄弟将孩子送到麻城市里的小学就读，自己则在自家屋旁建造了成排的猪圈，请来学牲畜防疫的侄子指导，购买幼猪崽，开始创业。
熊保国告诉《财经》记者，开始养猪时猪肉价格是高点，但此后逐渐走低，他们在养殖上的投入越来越难收回，盈利艰难。2013年、2014年他们的养殖规模不断萎缩，由于迟迟等不来猪肉价格回暖，2015年两兄弟关闭养殖场，重新回到苏州等地打工。
事后看，如果熊保国兄弟再熬上一年，就会迎来猪价的反弹，但现实已不容他们重新选择。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对《财经》记者表示，返乡创业的风险客观存在，但因农民身份的特殊性、创业成功的积极社会效应，在国家动员的同时，应通过制度性保障，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抗市场风险能力。
李铁强调，对地方政府而言，应该帮助农民工在创业时提高抗风险能力，比如在土地政策、管理政策、工商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减少行政成本和限制。但他同时提醒，政府并不应该替创业者承担市场风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针对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缺乏，熊福安、黄丹表示从未听说过麻城当地有此类的技能培训。非营利机构北京市爱故乡秘书长张斌告诉记者，在县市一级，这类培训多由组织部、人社局、团委等部门负责，但针对性不强，很难起到实际效果，二是大量的机会、资源都由极为少数创业者占据。
而通过金融手段来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更为匮乏。城市公司组织在生产经营时，金融机制相对健全，通过购买不同类型的保险，可降低其经营风险。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行最对《财经》记者表示，根据他们在农村长期经验，这类保险目前基本没有。
针对农民创业风险，路锦建议，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政府与其提供补贴，不如把这部分钱拿出来成立专项风险防范基金，为农业生产风险提供保障。
看得见的天花板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返乡的创业方向不少集中在种植、养殖以及建筑等相关行业，但这些行业普遍高风险、高污染，缺乏可持续性。而相对较有前景的生态旅游、城市服务等行业因创业成本高，选择的人并不多。
陈光富夫妇已经成为连二井当地的能人，养殖业做得颇有起色，猪羊鸡鸭构成一个小生态，每逢生猪出栏，都有买主上门主动拿货。熬过猪肉价格的低谷期，陈光富夫妇坚守到了猪肉价格的高点，赚到不少钱。“养猪是赚一年，可以亏三年的。”当地一位养殖从业者告诉记者。
但陈光富这类中小养殖场也面临政策风险，近年环保督查越来越严，猪粪排放、防疫问题都将成为政策收紧的因素。已经有多地环保部门查禁了这类养殖场。张斌告诉《财经》记者，陕西多地因环保督查，他熟悉的多位养殖业主都遭查封，“对于农民创业者来说，这是致命性打击”。
由于麻城近年装修市场需求大，查盛平的瓷砖加工厂很快实现盈利。工厂现在的经营状况不错，但查盛平并未意识到未来潜在的风险。
由于厂房在市区，因扰民和噪音、粉尘污染已遭到居民投诉。此外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查盛平仍在增建厂房、添加设备，工厂处在扩张阶段，随着麻城建筑装修市场需求的逐渐饱和，未来的订单可能走下坡路。
查盛平对环保问题不以为然，并不理会附近居民的投诉，他对市场需求仍表乐观，增加设备、增建厂房是他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与湖北麻城几位创业者远虑不同，广东惠州的一家皮具厂经营者田宝城正遭遇近忧。
田宝城是惠州博罗县农民，初中毕业后外出，在东莞和中山皮具工厂打工。由于常年在皮具行业工作，他和妻子逐渐熟悉行业上下游市场，2009年至2010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雇佣他的老板选择将整个工厂转手给了田宝城夫妇。田宝城将工厂迁到惠州，自己做老板，接手设备、租厂房、雇人工，前期投入70多万元积蓄。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田宝城工厂订单逐渐增多，2011年至2016年一直都做代工。规模最大时，拥有70多名工人，年产值达到700万元，利润在50万元左右。
但近年实体经济低迷，田宝城的皮具加工生意持续缩减规模，目前只有15个工人。他还在坚持，“只要不倒闭，能活着就行。”
一面在守业，一面再次创业。田宝城分析，代工竞争大、成本高，订单利润太低，而自己做品牌则是另一种尝试，“也想学学怎么用网络来做推广”。于是他注册了一个商标，开始经营自己的皮包品牌，并租了一个门面用于展示样品。“这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他说。
在珠三角，不少像田宝城这样的返乡创业者，早年靠来料加工赚下了一些家底，但随着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经过权衡，或转手离开再次进入企业，或二次创业，试图追上产业升级的脚步。
融资是主要难题
相较城市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历来匮乏，“钱从哪里来”成为资金紧张的返乡创业群体面前的难题。
麻城农民熊福安告诉《财经》记者，自己曾尝试向当地农信社贷款，以此来扩大药材种植规模，但因贷款门槛过高，无奈弃之。
麻城河村书记胡广龙告诉记者，现在向农信社贷款，一是需要公职人员做担保，但农民较难找到，即使找到担保，贷款额度也极为有限；二是提供担保物，通常要贷款10万元，需要提供至少价值20万元的抵押财产，由于法律上农村宅基地不可作为抵押物，而且信用社也不愿将宅基地上的房屋作为抵押，农民基本难以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物。
与熊福安境遇类似，多位不同省份的返乡创业者都表示，信用社很少会给农民贷款搞养殖。张斌分析，由于农村农民身份限制，农民创业者融资方式极为有限，一是门槛高，二是成本高，三是融资额度低。
据记者了解，在湖北、湖南等省农村，返乡创业者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类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一类是只允许放款不允许存款的小额贷款公司，三类是农村资金互助社，此外就是民间借贷。
但前三类组织对创业农民筹钱都较为困难，或需要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胡广龙指出，上述第一类金融机构是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力，后两类作为补充存在，小额贷款和资金互助组织仅能提供额度有限的贷款服务。
据湖北黄冈地区一位农商银行人士透露，农村金融机构会考虑风险，对农民贷款利率一般实行基准利率上浮政策，目前农户贷款的平均利率在基准利率的2倍以上。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行最介绍，除去政府无息贷款这类非商业类的资金支持，专业化融资方式中，银行农信社的融资成本为6%-8%，农村小贷公司的利率平均在20%以上，但多集中于县城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民间借贷，熟人借贷的利率大概8%-30%，其中还包含人情等隐性成本，而民间高利贷的利率水平一般都在36%以上。
2016年12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曾发布调研数据，银行类机构、资金互助社及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分别为11%、7%和18.2%，相对于目前5%左右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来说，农村贷款成本可谓高昂。
为什么农民贷款门槛及成本如此之高？据上述农商行人士解释，一方面是农民所提供的抵押物、有效担保较难变现，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风险高。另外据麻城农民查盛平介绍，除了较高的利率外，农民提供的抵押物需要支付评估费。
农民要想获得大额贷款更为艰难，但对于返乡创业来说，无论种植、养殖或投资建厂房，都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流慢，难有高额抵押物，大额资金极难通过金融机构融到。
胡广龙介绍，农村乡镇是熟人社会，在自有资金不足情况下，向熟人借钱是目前众多返乡创业者的第一选择，但由于农村社会普遍不相信创业，除生病、考学等亲戚会愿意借钱，向熟人借钱也非常难。
在各种筹钱方式门槛高的情况下，农村高利贷盛行，急需用钱的农民和创业者或愿意向高利贷筹钱。“但高利贷背后都是当地黑恶势力，风险更高。”胡广龙说。
政策落地不易
湖北黄冈、襄阳等地的多位返乡创业者表示，虽然国家层面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但他们没有明显感受到政策的优惠，“补贴拿不到，审批办事成本高，优惠政策轮不到普通人”。
湖北麻城市在2015年出台了金融扶贫政策，由农商行向当地农村贫困户发放免担保贴息贷款，额度在2万至5万元之间，农户可按季度向银行付息，到年底时，政府再将利息全部返还。这一贷款额度虽不大，但适合当地农村的小农生产模式，许多贫困农户可利用这笔小额贷款做起了种植与养殖生意，如多家农户自发合并在一起，资金规模达数十万元，足以支撑药材种植或生态农业项目。
然而，多位村民对《财经》记者表示，这笔资金没有到达农户手中，名义上贷款人是村民，资金最终流向一家企业，到年底，村民只是获得一笔千余元由政府返还的贴息。
之所以这么做，当地农商行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把钱借给贫困户有风险，主要是担心收不回来，但借给盈利的企业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扶贫贷款落实时变形，在地方是常见情形，同时，创业补贴资金审批发放也容易成为基层干部寻租的手段。
湖北一位返乡创业者对记者表示，他们第一年拿到了近万元的养猪补贴，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主动申请过这项补贴。“第一年为了拿那笔补贴，我们给管事的干部送礼都花了几千元。”
总结创业失败的原因时，熊保国指出，其中一条是养猪补贴申请不到，他在申请补贴时常因“养殖规模不够”被拒绝，在等待猪肉价格回升的第三年，熊保国兄弟的养猪厂若能申请下来补贴，“应该能熬过去，第四年猪肉价格就持续走高”。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现实政策执行中，中央和省财政出台的补贴资金，常常被各级政府截留，使得中央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湖北多位村委会主任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基层组织忙于完成上级政府交办任务，对返乡创业政策来不及消化。襄阳一位村书记表示，“村委会近几年核心工作是扶贫和党建，大部分时间都在填表、写材料，老百姓问我们返乡创业者有哪些优惠政策，我们不清楚，他们去市里问，市里很多部门也不清楚。”
（2017年10月，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启动“村景入画、彩绘上墙”活动，巨型彩色墙体画成为当地推介乡村生态旅游的“吸睛”看点。图/视觉中国）
打通城乡要素流通
在当地农民大规模进城的背景下，大量的市场需求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因此破除城乡壁垒，找到市场，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一个要素。
在《财经》记者接触的在农村创业成功案例中，其共同点是找到了城市的需求。位于浙江义乌的何斯路村，并非资源区位优越之地，但在近年的发展走在了全国村庄的前列，2016年时，人年均纯收入就达3.6万元，比同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高1.2万元。该村的成功源于2008年村民何允辉的返村创业，种植薰衣草、家酿黄酒，后修建祠堂、文化街，生态与乡风并重，每年吸引游客20余万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每年400余万元。
相较何斯路村的集体创业之路，麻城河村书记胡广龙的创业之路可谓坎坷。麻城河村多处有保存较好的古村落，自然生态环境也很好，胡广龙一直想发展乡村旅游，“古村+生态+绿色正是城里人想要的”，他为此奔波多年，但发展一直都难有突破，“城市的资本、需求进不来，我再怎么吆喝，都还是不行”，胡广龙颇为苦恼。
胡广龙介绍，他曾找到中信等大企业洽谈开发合作，最终无果，一方面是当地配套基础条件差，开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出于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考虑，“有的公司要求我们村民全部离开村庄，将土地交给企业，由企业开发”，村民被排斥在外并不是胡广龙的创业初衷。
对于农村创业者来说，土地的利用限制也是难以越过的障碍。一是创业者用地难。由于返乡创业投入的资金较低，创造的财政收入、财税收入也比较小，地方普遍不可能提供用地指标。
同时，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融资，限制了集体土地的资本化能力，因为所有投资项目都必须由自有资金支付，大幅提高了集体土地上产业进入的门槛。另外，缺乏抵押融资功能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估值会大大降低，利用效率难以真正提升。
这套土地制度安排导致城市的资本很难流入乡村，“即使有外面的老板看中了村民的创业项目，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因素，会退缩”，胡广龙说。
此外，在土地使用权流转方面，诸多土地的使用多没有明确的预期，对返乡创业者来说，他们在投资生产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地力培肥、产业发展投入上亦存在一定顾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城市与农村一直是隔离状态，过去一直把农村各项资源统到城市，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最后形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与农村由于制度导致的市场要素不流通，这制约着每一个返乡创业的农民。
本报道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
《财经》杂志、腾讯新闻联合出品。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