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2434篇文章
题图：2016年科蚪空间孩子们的“艺术照”。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
到今年六月，我从媒体离开，开始教育公益创业，正好六年。
六年不短，但回想起来，似乎也是弹指之间。
常有朋友问，创业、做教育，和做记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这六年，后悔了吗？
无论做记者，还是创业、做教育、做公益，我一直信奉一个原则，且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 诚实。诚实意味着，做该做的，呈现的确有的，对没有得到的信息，或没有做到的事情，不要自圆其说。
我们这几年里创办的实务学堂，“校训”的第一条，就是“诚实”。
以下，是我对这六年创业的经历和感受，一个诚实的梳理。
结束和开始
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细节：
在大明和舒立的办公室里，我突然有些想哭。在那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媒体，去开始教育公益创业啦。
我热爱我的调查记者工作，但当下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2015 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全世界的教育都在创新，都在面向未来做变革，但是乡村、城市边缘地带的打工者社区死水一潭。我来自乡村，来自打工者社区，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父亲至今也在东莞打工。我痛苦于这种割裂与差距，并且同时对教育兴致勃勃，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社区儿童空间，我觉得公共儿童空间应该是一个社区的基础设施。我希望让打工家庭的孩子课后有个安全、好玩的地方去，并且希望尝试一些创新教育。我还期待创新运营方式，不用依靠捐赠，做到自负盈亏。
这就是后来的“科蚪社区儿童空间”，诞生在我父母打工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区。
▲2015 年 6 月，刚刚到东莞，租下场地，准备装修。
但眼下，我要办理离职，离开我曾经视为理想的工作岗位。
大明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你不只是“试试”，而是在做一个职业道路的选择。因为，你也不是没在公益行业里试过。
那时候我还没有明白这句话。我还以为自己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会回到媒体，重操旧业。大明懂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是什么样的。
我还记得，6 月 9 号，踏上广州的土地时，尽管我已经许多次来到这里，但那一次，心情还是很不同。下了动车，我就已经想回北京去了。我还把箱子落在车上了，想起来时，已经走到了地下通道，幸亏车子还没开走。那时广州的马路上，还有掉落的小芒果，气温和现在，应该差不太多。
接下来的一个月，装修、参加培训、招志愿者、招学生、准备夏令营，直到 7 月 6 号，“科蚪空间”开业，每天都非常忙。
▲2015年7月6日，科蚪儿童空间在东莞厚街的工厂区开业。
但忙碌的日子里，占据我内心的，其实不是充实感，是不真实感，甚至有些绝望，至少是自我怀疑、孤独和不适应。因为我确实离开了我既有的轨道，和熟悉的生活工作圈子 — 回到了我父母打工生活的地方，一个并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没人知道我的情绪。那时开始，我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坚强的创业者。
一晃，六年就过去了。如果回到六年前，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我不知道。
去东莞
做“科蚪空间”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我们尝试了非常多好玩的事情，比如：
“动手做”系列，我们做科学实验，简易的动力小车、小船，做木工，做美食，或是乐高机器人，等等；
探索社区系列，我们带孩子探索社区里的多元文化，例如不同地域的人的家乡美食，也探索社区里的自然资源，去附近的公园里做定向越野，也探索社区里的垃圾，或投放在不同地方的垃圾，到社区里废品站、再生资源加工厂，等等，最后一起把不同类别的废品，做成作品；
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街上卖自己做的青团、粽子，或者去街上、广场、公园开音乐会。
我们把一直只是做观众的爸爸妈妈变成真正的参与者，和孩子们一起 pk 踩高跷、打陀螺、跳绳或是玩电子游戏，家长们玩得比孩子还嗨。我们曾经还组织了一群孩子和家长，到广州参加徒步公益活动。
▲2015年11月，组织科蚪空间孩子和家长参加徒步公益活动。
孩子们的确一到放学、放假，就有了一个去处。在读绘本《我想要爱》的时候，读到小熊“心里空空的，仿佛破了一个大洞”，一些孩子说，曾经，没有科蚪的时候，他们放了学，爸爸妈妈还在上班，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心里就像破了一个洞。我们的确高质量地陪伴过我们计划服务的范围里 1/3 的孩子。现在，还会有家长对我说，感谢科蚪，那时曾经为孩子培养了好的阅读习惯，帮助孩子打下了好的能力基础。
我们也成功收了费，但，自负盈亏的目标失败了。
▲2016 年，科蚪空间孩子们探索社区小公园－倾听树的心跳。
我想我那时还没有在社区工作的恒心，也没有真正理解运营。所以，2017 年，我们关闭了这个空间。
这是我创业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启发或教训：光能把一件事做得有意思，不代表什么。恒心更重要。创业者还需要理解，要解的这道题，是不是真的自己要持续求解的，要充分理解自己的底层动力和可能的阻力，知道自己是不是会长期投入这件事情。当然，找到自己的“命题”，探索期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科蚪空间”的探索，到这里，暂时结束了。
再出发
我回了北京。经历了一年的探索，2017 年末，我们开始筹备创办“实务学堂”。
这一年里，我尝试过把“科蚪空间”的一些课程做深度开发，做“规模化课程推广”。但我很快发现这完全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我在给孩子带去科技课程的同时，看到他们基础的小学语文都没学好。我上完 8 次课，就走了，似乎什么也不曾改变。
我就去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初三班主任。我发现这些孩子基础能力非常薄弱，身心素质均堪忧，前途渺茫。所以，我想，可能接着初中，往下，为农民工子女探索一条职业发展路径，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外，开辟一种新的教育可能性，是重要的。
某种程度上小学毕业创业项目，做实务学堂也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没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正好北京大兴火灾，流动人口的处境都不太好了，这时候做一个面向打工者的学堂，会面临什么局势？也没有合适的场地，租了一个别墅，特别贵，场租占了一年运营成本的一半。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团队，甚至，并没有多少学生，第一次筹建理事会，不少反对的声音。
我也对自己说，如果只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回媒体，也没什么丢人。但我觉得自己为农民工子女找到一个切中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学堂”，可以用三年时间，用一个新的系统，把那些已经被现有教育系统宣布淘汰的孩子，培养出来。
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当时也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当我老去，或者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希望自己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我希望我还是要做一件与“农民工子女”或“乡村孩子”有关的事。我自己生活在这个社区，我对这里的人有强烈的同理。我看到这里最深处的希望，也了解真实的问题在哪。
我知道没那么容易。但“难不难”不是我要考虑的，我只考虑它“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能解决真实的需求。反正我准备花十年、二十年来做一件对的事情。我不需要快速的成功，更不需要证明我自己。对的事情，总是会有人来做的。成功不必在当下，也不必在我。
实务学堂初创三年，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青色组织”的生长。我自己一个人“分饰多角”，又当老师，又做管理，又负责运营。原因主要是没钱，没团队。
▲2018 年春季开学典礼合影。
先说说当老师的这三年多。
初为人师
当老师很需要稳定的理念、成熟的心智和丰富的经验。我在创办实务学堂之前，只在媒体带过实习生，在科蚪带过小朋友，在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当过半年班主任，我没有做过职业教育，没有真正去做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老师。
我唯一的自信是，我曾经是一个“学渣”。我明白他/她们缺的东西，也相信“学渣”可以“逆袭”。就像我相信草根的生命力一样，我天然地相信这些孩子可以有美好的前程。我也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从零基础学习一些东西的。
另外，做记者这些年，我去过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省份，走过许多的城市和乡村，领略过不同地域的自然风貌，接触过不同遭遇与面相的人民，见识过这个国家最出色的学者讲经济、法律制度，刑辩大律师的精彩抗辩，见到过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些见识、常识，连同大学教育一起，帮助我完成了自己的通识教育。在搭建课程体系时，我对课程和老师，有一些大致的判断。
最重要的是，我有长期目标，且有足够的耐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弃，努力陪伴和支持这些孩子。
我给自己定了一些底线原则，例如开放小学毕业创业项目，不伤害，有所为而且特别要有所不为。通俗一点来讲，对教育和孩子，要有敬畏，不懂的时候，不乱管。
做记者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文字会带来影响，所以我总是很克制。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不能忽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带给其他老师和学生的影响。所以，我知道，哪怕我什么也不能教给这些孩子，至少，我不能去伤害他/她。
这个学堂，经历过很多变化（乃至搬迁），课程体系也不断迭代，但有一个东西，是特别难得稳定、一直没变的，那就是育人理念和基础规则。
育人理念三个词：诚实、勇敢、爱。禁止性的规则有八条，例如禁伤害、禁烟酒、禁教学时间玩游戏刷视频、禁夜不归宿，等。提倡性的原则有六条，例如保护自己的权益（感觉受到伤害可以表达不满、及时求助），等。
只立底线原则，不立学生记不住也执行不了的规则，这是为了底线或管理的边界，尽可能清楚、被尊重。实务学堂创办三年多，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事件，甚至在公共场合说脏话的事情都非常鲜有。
对老师，一直以来，因为绝大部分授课教师是志愿者，是一群本身自驱力和使命感都很强的人，因为很多来自实务一线，专业能力普遍也很高。我在做教师管理时，也要求自己尽可能不要做“绊脚石”，给老师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尽可能尊重、支持，而不是随便指手画脚。当然，后来有新老师加入，我们的课程体系已经相对清楚，所以也会直接执行既有的教学计划。
实务学堂创办三年多，申请成为志愿者的老师，平均每年会有 100 多人。我们每学期都会有二三十个持续教一学期的志愿者，而且，有十多个老师，能持续参与教学两三年之久。这可能也是奇迹。
▲2019秋季生日会。
矛盾
作为老师，可能有两年的时间，我都处在一个矛盾之中：对学生，期待多高、管到多少，才是合适的度？
一开始，我很担心，管多了，这些孩子吃不住，因为很多学生就是以前传统学校的“学困生”。我本身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并不喜欢“好为人师”。谁也不愿意被学生害怕、抗拒。
但我就想开了，不要低估他/她们的学习意愿和抗压力，也不要高估他/她们的自律。重要的是，老师和学生，是否有真正的共识。
我后来意识到，“学困生”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目标用户”。一个表现是，第一年招收的学生，留存率特别低，很多读了一学期就走了，2018 年入学的学生，完成了完整学习，或今年依然在学堂的，只有 4 个。从事后看，第一年的工作，很像是在错误起点的“测试”。
后来，我们在招生时增加了面试，虽然依然不以过往学业成绩为录取依据，但增加了对身心健康、求学意愿的考查。这之后，学生人数反而多了（也因为过去一年多的持续努力），2019 年秋季到 2020 年春季，我们有 28 个学生，是此前一年的两倍多。学生的留存率也反而高起来了，虽然经历过多次搬家，疫情中也有学生流失，但大部分学生一直留在学堂。
▲2019年秋季学期实务学堂开学典礼。摄影：曹雕。
学生要为更好的工作、生活做准备，老师尽力提供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教学和管理逻辑终于通了。
创建一个宽容、有爱的环境，让学生感觉到安全、自在，而不是恐惧，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也是被人们所熟知的部分，也很符合人们对“创新教育”的想象。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要求。
最近凤凰网“在人间”上线的纪录片《独木桥之外》，跟踪了我们半年，拍到了一个细节：2019，我们承接了一个知名车企的项目，培训我们的学生到中小学讲交通安全知识。两个学生想做讲师，但晚上试讲没通过。如果想登上讲台，必须试讲通过。
他们重新“背稿”，一直准备到凌晨一点多，并且让生活老师早上五六点就叫他们起床（因为晚上手机被收了，他们没有闹钟），“如果我们没醒，多推我几下，好么？”
早上七点半，我还没到学堂，他们找了“讲师培训”负责人（也是一个学生），给我发了视频，做了第二次试讲，最后顺利通过。
第二年，因为我们此前一年的出色工作，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企业的委托。我们对讲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们依然需要一轮轮地试讲，争取“offer”。但结果是很美好的 — 他（她）们可以得到项目津贴，并且能去从未去过的云南增长见识。
我们承接项目，核心目的是给学生学习成长的机会，但尊重工作、尊重交付方的要求、靠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的收入，正是首先需要学习的职业能力和品质。
学堂内部的勤工俭学岗位也是如此，我们要给学生机会，但能力与意愿都欠缺的话，那就很遗憾不能被录用了。
这些孩子，离开实务学堂，就要在社会上独立生存。我们应该一起学习职场与社会的基本规则。
▲2019 年，实务学堂学生参访世界 500 强企业
我会努力给学生们争取实践和实习机会，让学生们尽快去职场学习技能和规则。即便有些老师觉得学生还没准备得足够好，但，没有人可以为他（她）们做永远的保护者。
但，我们可以一直做坚定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支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给能力成长的“脚手架”，知道哪些能力需要，就要有哪些课程支持；另一方面是陪伴与情感支持，成长中遇到挫折，老师随时可以做“树洞”。
小成就
到今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毕业生。一个在科技公司做程序员，一个留在学堂实习半年多以后，即将去做运营。今年夏天，我们还会有第三个毕业生，其余学生基本会在明年春夏两季毕业。做程序员的毕业生，收入已经超过了学堂的所有全职老师，而他老家的同学还在读大一，或是正在参加第二次高考。最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的收入，而是正如他的上司给他的评价，“学习能力强，做事认真负责且走心”，并且，利他精神深入骨髓 — 他依然把学堂当作自己的家，每周回来，给我们提供支持。
除了把项目外包、实习机会给我们的企业、机构，我们也开始积累了一些有联合培养或招聘意向的合作企业、机构。
2019 年春季入学的 D 同学，最近计划报名一个论坛的演讲。他跟我说，他计划讲讲自己的学习经历，从“不想学”到“想学”的转折。
这又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好的氛围。”他回答，老师们并非不可质疑，也不是让自己不敢表达、提问的，“我会去想，那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做对吗？思考的过程，找答案的过程，其实学习就发生了。”
他来到学堂的时候，说自己彷佛抓住了一个悬崖边的木桩，希望抓住机会，爬上去。再有半年，他就要毕业了。现在，他在一家教育公益机构实习。
大小伙子了！我心里想。
“加油，特别期待你的演讲。快毕业了，真是让人充满希望。”我说。
▲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游学，参观大学。
草创
总是打满鸡血、努力求生，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可能是过去几年，尤其是做实务学堂后三年半，我作为创业者、校长，最真实的心态。
战战兢兢是因为，这是一个“全日制”的教育项目，每个学期结束，一切平安，我就感恩戴德：感谢上天，感谢所有老师、学生和家长。有时候我想，要是不做实务学堂校长了，我真的要躲在哪个地方“自闭”一段时间。
从创办实务学堂第一天起，我给自己定的第一目标是：让实务学堂活下来，尽可能活得久一点，先活十年，再活二十年……“百年树人”，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学堂也必须活得久一点，才能有稳定的教育哲学，才能更深厚的功力，成就学生。
其实，“活下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
“
底层的人，或者说“草根”……非常善于用极少的资源，在极难的条件下，寻找到生机，非常善于自得其乐，总是相信，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
在农村生活过的这些人……对匮乏非常熟悉。我的父母亲在外面打工二十多年……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收废品、进工厂、缝补衣服，开出租屋、台球桌，也开过早餐店、餐馆，住过桥洞、工棚、自己搭的简易房，住过各种各样不透光的房子，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觉得日子不能过下去。
”
所以，我也这样期待自己：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好好经营下去。
如果我相信这个社区需要好的教育，我就相信，这个学堂就可以活下去。因为，这个社区会有力量让它活下去。
过去的几年，我们搬了许多次家，多到我自己有时候也记不得到底是五次还是六次了，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每学期搬一次。2019 年春季，为了省场租，我们搬了第一次，搬到西北六环外，这里离市区很远，没什么人烟，但在这种地方，场地方自己都经营不下去了，我们也就只能继续搬。但总是柳暗花明，学堂理事大车老师这时接纳了我们，我们用不贵的租金，获得了新场地。这里又搬了一次。
紧接着就是疫情，我们“搬”到网上，上了一学期课。最后，我们整体搬到了广州 — 先在帽峰山短暂停留，然后搬到小洲村落地。
三年下来，尽管经历了许多波折，以及我们所未料想过的疫情，我们挺了过来，且尚有一点应对风险的能力。当然，我也是心有愧疚的，团队、家人，都受了累。
▲搬到广州后，我们不止一次见到彩虹，风雨后，会有彩虹么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在反复搬迁中，学生都没有离开学堂，甚至在搬到广州时，真的没有一个学生离开？
我觉得，可能正是实务学堂做的，是他（她）们真正期待的教育，甚至在搬迁、遇到困难的处境时，依然在实践这样的教育。正如我曾经和学生们说的：
如果说，我希望学堂的同学们，能从过去我们的艰苦生活中得到什么益处，那就是，我希望同学们在这里不只是学习 to learn（去学习），更能学习到 to earn（去生存），希望你们都保持生命力，去争取、去谋求、去创造自己更好的生活。我相信有这样的生命力，在哪里都能活下去。
学生曾经可能开玩笑也可能当真地说：“学堂搬家的经历，值一千万。”
他们承担了学堂越来越多的运营工作，比如传播、教学、卫生管理，等等。我在这些经历中学习、成长，他们也是如此。
我们搬到广州，是看到了一个未来：草创阶段，快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考虑长远的未来。
在疫情尚未结束、社会充满挑战的时代，说“长远”，有时候是奢侈的。但我还是想去搏取一个尽可能远的“长远”。所以，当我们找到场地时，向房东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租约可以签十年以上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期待在这里扎根下来。
过去三年，我有如草莽，一个人扮演了多个角色，靠着热情、直觉，还有他人的帮助，把实务学堂运营了下来。但这不是未来我们需要的。我自己的角色，要逐渐厘清。我们要有团队，有机构治理，有机制建设。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面临的新问题。
▲我的写作课。
如果，回到六年前，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我不知道。
但是，站在今天，我觉得，至少，我当时做出了一个对的选择。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