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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超越“圈子”为人争取的能力。
公元1859年，左宗棠陷入了绝境，这个脾气火爆的湖南汉子，时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因为自己的傲岸性格付出了代价，遭到被他羞辱的永州镇总兵樊燮构陷，当时咸丰皇帝接到诬告后，怒了，让湖广总督官文调查，若属实，将左宗棠“就地正法”。樊燮跟官文有亲戚关系，他的官职就是由官文推荐所得，樊燮构陷左宗棠宰相合肥天下瘦，也离不开官文的授意。
可以说，左宗棠命悬一线。
相比于置人于死地的阴谋，营救行动也在同时紧锣密鼓进行，堪称生死时速。经多人接力努力，咸丰帝看到了大理寺少卿潘祖荫的奏折。正为如何对付太平军而焦头烂额的咸丰帝，被其中一句话深深打动：“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此事最终出现戏剧性的大反转：樊燮被查实贪腐渎职，罢免；逃过一劫的左宗棠，因祸得福，闻名一时，开启了自己独当一面、乱世崛起的运势。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结果：中国差点就少了一个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
这场“危机公关”的主导者，就是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
胡林翼与左宗棠也是亲戚，胡是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而左跟陶澍是亲家。在此次拼尽全力动员各种力量开展营救行动之前，胡还曾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各路大佬推荐过左宗棠。左宗棠不愿出山，胡林翼不放弃，一而三、再而三继续推荐左宗棠。史载，前后七次。
他如此苦苦为左宗棠争取，绝对不是因为二人的亲戚关系。他深知左宗棠对于国家的意义，他营救左宗棠，是因为他认定左宗棠是营救这个国家的不二人才。在党同伐异、攀附成风的清朝官场，胡林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超越了小圈子、山头主义的人，他擅长识人选人用人，标准只有一个：是否对国家、对大局有用。
（图为左宗棠像）
当时的背景是：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清朝的正规军绿营一触即溃，不得不依靠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等一批儒生出身的湖南官员，就地募集湘勇抵抗。当胡林翼攻下武昌后，曾国藩正率军挺进江西，而湖南在左宗棠的调度下，已恢复生机。胡林翼怎可接受左宗棠在如此关键时刻出事？
胡林翼为曾国藩的多次争取，也是一段佳话。
当年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出湖南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咸丰帝很高兴，计划让曾国藩当湖北巡抚，结果有人提醒皇帝：曾国藩一呼百应，对朝廷恐怕不是好事。这正是在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悲剧：天下糜烂，几欲不可收拾，正咬牙苦撑拼命者，还是少不了看客满怀恶意的中伤。咸丰帝多疑，让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曾国藩呢，继续领了个在籍侍郎的虚衔，在江西辛苦作战。他没有地方大员的身份，自然没有能力调动江西的资源，反而处处受到江西官场的掣肘，他那时修心也还不到家，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甚至因内外交困，一怒之下扔下部队回了老家，那是曾国藩特别失意的一段时期。胡林翼屡屡亲自或动员别人上奏为曾国藩争取，被否，再争取，又被否，仍然争取。
为人争取，胡林翼很会把握“时度效”，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攻破，清廷依靠正规军来抵抗太平军的幻想至此彻底破灭，只能倚重湘军了。此时，胡林翼动员满族大员向朝廷建议，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这次，成功了。曾国藩由此走向了人生的辉煌。
《清史稿》高度评价胡林翼识才、爱才和用才方面的过人之处：“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于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举荐不尽相识，无一失人。”说他能用人所长，以诚待人，自己不认识的，也能积极向朝廷推荐，而且百发百中，“无一失人”这四个字，分量很重。
曾国藩也从胡林翼那里学到很多，比如每次打了胜仗向朝廷保荐有功人员，曾国藩抠抠索索，但胡林翼保荐的名单，成百上千人。结果曾国藩麾下的人，纷纷往胡林翼那里“跳槽”，曾国藩后来也开始效仿，果然有效留住了一大批人才。
但因此判定胡林翼是个“老好人”，奉行“只栽花，不栽刺”、“花花轿子人抬人”那套庸俗的官场之道，那就大错特错了。
胡林翼刚接手湖北时，面对的是堪称“天下第一破烂之鄂”，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官场腐败，百姓贫困，社会动荡。他的方法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救地方之急症，莫如选将；医国家之真疾，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治如治本”。首先拿官场开刀，明察暗访，严惩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庸官懒官，破格提拔了一批能吏和猛将，迅速改变了湖北面貌，将其打造成为湘军稳固的大后方。
虽只是湖北巡抚，但胡林翼能站在全国大局的高度，弹劾了一批不合格的高级官员，比如满族权臣胜保，又比如即将升任四川总督的曹淑忠。他在奏折中也写道，弹劾这些他分管范围之外的官员，“臣极知所言为越分”，但是，他义无反顾。因为，一切为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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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超越意气委屈求全的能力。
1866年，曾经在攻克南京立下首功的“老九”曾国荃，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战斗力”，他在湖北巡抚任上，把湖广总督官文扳倒了。曾国荃上疏弹劾官文“贪庸骄蹇”，经调查，官文确有动用捐款之过，因此被免去总督一职。可以设想一下官文当时的心情，他是何等怀念胡林翼：都是湖南人，差别这么大！
从1855年到1861年，官文与胡林翼同处武汉城，可谓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的“蜜月时代”。
官文此人没啥才干。史载，官文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奴，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门丁大、庖人大。更糟糕的是，此人没有才干，还颇贪婪（所以后来被曾国荃抓住了痛脚）。而最糟糕的是，此人既愚且贪倒也罢了，还心胸狭窄，特爱制造摩擦，小动作不断，容不下有才华的同僚。那么，问题来了：像官文这种无才无德无能之辈，又是怎么做到封疆大吏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投胎是个技术活，官文唯一的资本是：他是满族人。所以，即使他被曾国荃狠狠干了一把，丢了湖广总督一职，但翌年就给召回北京，居然代理直隶总督了。
有清一朝，督抚关系都很敏感。总督与巡抚，都是封疆大吏，总督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官阶为正二品；巡抚掌握一省行政事务，官职为从二品，虽然名义上总督的官职权力要比巡抚大，但在清朝法律中，总督与巡抚并没有规定明确的隶属关系，总督与巡抚向朝廷奏报，往往是双方联名上报，但是一旦出现总督与巡抚意见不同时，往往巡抚不听总督的，总督管辖不了巡抚，那就会大概率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巡抚与总督对着干，尤其在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的情况下，两人内斗的格局频频出现，就比如曾国荃扳倒了官文，而官文之前干翻了巡抚严树森。
但在战争年代，督抚不和，内耗不断，就是一场灾难了。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是种灾难，很多人习惯于内斗，为了斗倒对方，往往把自己手里那点权力，发挥到极致，浑然不知大厦将倾、大劫将至；有些人即使知道，但出于意气之争，就算已进入倒计时，也要双眼充血、咬牙切齿，斗个鱼死网破，哪管下一刻洪水涛天，“要死，一起死”。
其实从一个长的时间段来看，这种内斗毫无意义，起因往往不足挂齿，斗着斗着，甚至双方已忘记为什么起因而斗了，但就是要斗下去，睚眦必报，一地鸡毛。内斗中人，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哪管什么大局。这真是人性的阴暗与悲哀。
胡林翼不是这样的人。
（图为胡林翼像）
他初任湖北巡抚，颇受官文之气。胡林翼出身名门，天资聪慧，经过严格的儒学教育，心高气傲，哪里看得上官文这样的庸才？又哪里咽得下这个恶气？但他硬生生咽下去了，他要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资源，来营造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撑湘军在前方的作战。
胡林翼苦心经营好与官文的关系。官文没能力又要名利和面子，好，每有战功，首功都是官文的；官文好奢华，好，每年专拨一笔重金供他花差。野史还记载，胡林翼为了跟官文拉近距离，甚至认对方宠幸的小妾为干妹妹。两人关系迅速变得融洽，官文本来就不会也不想干事，乐得做“甩手掌柜”，胡林翼由此少了掣肘，全力经营湖北。《清史稿》载：“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但胡林翼此举，颇为清流所诟病，认为他丢了读书人的清高，甚至连曾国藩开始都颇多嘲讽，认为胡林翼有失大丈夫气节，后来才慨然赞叹，胡林翼能够“借其威重之名，行自己之志”，是“柔弱胜刚强”。
正所谓：委屈常常求全。一个人，身处复杂环境，往往是欲独善其身，就无法兼济天下，而胡林翼是个“救天下”的大丈夫，他无法苛求自己处于一个完美的环境，为了大局，就只能委屈自己，卑己尊人，哪怕污了自己的名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发脾气，很容易；掀桌子，也不难。关键是：接下来，怎么办？多少悲剧，源于一时意气之争？源于只顾“面子”而不知大局？源于负气对抗到底而不知一时妥协？
令人感叹的是，胡林翼跟从小就是好孩子的曾国藩不一样，他在青年时代，颇为放荡不羁，纵情声色，从来不会委屈自己一点点。长成的他，更能吸取教训，“觉今是而昨非”，也许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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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超越私欲律己宽人的能力。
胡林翼能力极强，他不仅仅是一个书生，身上还颇有江湖豪迈之气。跟曾国藩率湘军打仗初期的笨拙模样相比，胡林翼的军事指挥，颇有明朝王阳明的风范，用兵出神入化。太平天国起事前，胡林翼任职贵州，地方不太平，匪患丛生，多地还爆发起义，他经常芒鞋短衣，深入民间摸民情探匪情敌情，带领官兵作战数百次，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许多年后，蔡锷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兵法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后世影响深远，成为黄埔军校教材，八路军也很重视。
但真正让胡林翼青史留名的，还是他在湖北巡抚任上统筹调度，支持湘军前方作战的功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困扰清廷的，就是与太平军作战，钱从何来？胡林翼打跑太平军，接过湖北，战火过后，满目疮痍，他进行了系统性的重建，尤其是理财。他从北京延揽来了郁郁不得志的户部主事阎敬铭，委托他总管湖北前线粮台营务。阎敬铭其貌不扬，但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之一，他给胡林翼帮了大忙。正是因为麾下聚集了一批像阎敬铭这样的才俊，胡林翼很快再造了一个新湖北。曾国藩曾如此评价胡林翼：“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曾国藩还曾说：“润芝（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
史载，胡林翼颇具个人魅力，他非常“大方”，随时带着管钱粮的人走，视察或慰问将领，见面首先就是发“红包”，逢年过节自然也会发“红包”。胡林翼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以美食招待宾客和将领。遇到湘军筹款难题，曾国藩愁眉不展，胡林翼写了首打油诗，发给各方，旋即，白花花的银子四面八方而来。
令人深思的是，掌管湘军后勤供应大权的胡林翼，却律己甚严，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境界。这世上有很多人对别人要求严格但常对自己“放一马”之辈，说冠冕堂皇之话，行不仁不义之事。但胡林翼“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他在家书《呈七叔墨溪公》中写道：“惟望国山整饬，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祖先，断不至于自谋家计也。”这封信写得很清楚：他并非没钱，而是很有钱，但这些钱，都是属于国家的。胡林翼去世后，他的朋友、湘军要人郭嵩焘感慨道：“（胡林翼）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历史上，像胡林翼这样的能吏不少，但是，像胡林翼这样，将“能吏”与“清官”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多。譬如曾国荃，扑灭太平天国的猛将，“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攻入南京后，为掩盖大肆抢掠之行径，索性一把火烧了天王府。又如李鸿章，一度有“天下第一能臣”之称，以一己之力苦撑危局，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临终之叹。但是，李鸿章也免不了重蹈“当官就要发财”之覆辙。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张之洞》中就写道：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有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看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对于掌握了巨大资源的人而言，公私分明，并不容易，这更凸显了胡林翼之不凡，他任湖北巡抚时，接到堂弟胡敏翼的信，想到湖北当个官，赚点小钱。对胡林翼来说，这事很小，一句话而已，但他婉拒了：你别来武汉，在益阳老家好好待着享受岁月静好吧。胡敏翼默然，此后来信，再未重提求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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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超越功名甘居幕后的能力。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这么写道：“罗泽南、李续宾、王鑫，三人者，披坚执锐以当太平军，身经百战，未享成功。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三公，则知人善任，指挥若定，幕府画啸宰相合肥天下瘦，而坐享其成；身兼将相，爵至通侯。显晦不同，劳逸亦殊……”文中所言罗泽南、李续宾、王鑫三人，均是湘军创办初期之元老，先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身亡。
但其实，钱基博此说并不正确，其一，曾国藩、左宗棠并非“坐享其成”，他们为最终的胜利付出了艰巨努力，几度涉险，差点不保；其二，胡林翼绝非“坐享其成”之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才是湘军真正的第一人，他是那种只问播种不问收获的悲剧英雄。
对曾国藩、左宗棠而言，胡林翼甘做嫁衣，为他们担任CEO、大总管、粮草官、公关先生、战略规划师等多重角色，无怨无悔。1861年9月5日，胡林翼病逝一周之后，湘军攻陷了太平军重兵把守的安庆，从此直接威胁南京。这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扭转了整个战局。曾国藩深情地回忆道，安庆会战围点打援的谋划完全是胡林翼提出来的，“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
（图为曾国藩像）
胡林翼是个战略大师，他死后多年，仍然在发挥影响。后人甚至说，左宗棠一直不服曾国藩，不时攻击，找机会就怼，也是出自胡林翼的策划：你俩都是湘军大帅，朝廷最担心你俩团结，如果你俩表现得势不两立，符合朝廷制衡心理，你俩都安全了。果然如此。
可以说，胡林翼病逝后，曾国藩才真正成为湘军第一人。但是，胡林翼生前，虽殚精竭虑，但从来都是把自己定位为幕后谋划，甘为人梯。安徽桐城文人方宗诚写了本书《柏堂师友言行记》，其中有个故事，今天读起，不胜歔欷：
当年，湘军水师的两位大统领杨岳斌和彭玉麟，都是身经百战的虎将，分掌长江内湖水师，因事失和，闹到彼此反目的地步。同袍内讧，这是兵家之大忌。胡林翼很清楚，这个心结一日不解，则一日隐伏后患，于是，他分别写信邀请杨岳斌和彭玉麟前来商量军情。杨捷足先至，宾主握手言欢，彭后到，杨便起身要走，胡林翼强行将他摁在座位上，彭一见这情形，即打算掉臂而去，胡林翼又强行将他摁在座位上。彭、杨二人相对无语，很是尴尬。胡林翼于是令手下设席开宴，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在地上劝说：“现在天下糜烂到这等地步了，确实仰赖您二人和衷共济，支撑危局；您二人如今先闹别扭了，又如何佐助中兴大业？！”说完，泣下沾襟。
堂堂封疆大吏，居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就是为了两员大将的和好！彭玉麟和杨岳斌都是性情中人，见胡林翼出此至诚，当即大为感愧，赶紧扶起领导，谢了罪，道了歉，彭、杨二人也非鸡肠小肚之徒，遂捐弃前嫌，从此和衷共济。
对一个人来说，能力超群、清廉自守、识才用才，做到很不容易，但有此能力，还能甘居幕后、甘为人梯，绝对是人生大境界了。这也正验证了曾国藩在与李续宜的对话中，认为胡林翼熟谙权术，但更愿意以诚动人的判断。是的，有人误以为胡林翼是个老江湖、“官油子”，但忽略了他说过的一句话：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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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之死，极具悲剧的张力：他在策划湘军围困安庆、稳操胜券之际，突然看到长江上西洋轮船疾驰如飞、横行霸道，大受刺激，旋即咯血而亡，时为1861年8月30日，年仅49岁。
事实上，西洋轮船之跋扈，只是胡林翼病逝的一个诱因，他为了挽救危局，早已耗尽心血，接近灯枯油干。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表面上虽然是游刃有余的模样，却深知自己身体已过极限，他在给阎敬铭的信中写道：“弟面色如白纸，神采如槁木。两鼻孔日夜翕张，喘息粗而神明已竭矣。”曾国藩也在日记中记道，胡林翼与他商量安庆之战时，已经大口吐血了，“至胡帅船中，久谈。渠昨夜吐血甚多，委顿之至，为之忧惧。”
但胡林翼还在苦苦支撑，这是他的命，和他的使命，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人才的挣扎与奋斗。
（图为湖南益阳的胡林翼陈列馆内景）
想想真是令人感慨：在胡林翼一度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陶澍夫人曾责怪丈夫：瞧你找了个啥女婿！把女儿一生都给耽误了！陶澍正色道：他还年轻，让他多玩玩吧，以后他要为国尽忠，再也没时间和精力玩了。何等精准的远见。
胡林翼之死，极具悲剧性的寓意：即便像胡林翼这样能力超群、能够改变小环境的杰出人物，却也无法挽救国运衰微之大势，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中华民族实质之大患，不是太平天国，而是咄咄逼人的外国列强。在一个整体性糜烂、系统性崩溃的大背景下，胡林翼以透支生命的代价，施展出全部才干，激发出全部潜能，也只是稍稍推迟了奄奄一息的大清走向覆亡的时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胡林翼时代之中国，今人也无法超越历史背景，来苛求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但今人应该看到，胡林翼是一个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人物，他的四种能力，为人争取、委屈求全、律己宽人、甘居幕后，超出了权术层面，值得深思，值得借鉴，也值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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