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文/石英
7月14日，国内几乎所有大媒体都同时发布了一则“新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公布“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研究成果，推选出古代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88项。由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数量上翻了22倍。
我这里给“新闻”打上引号。首先，刚刚发布的最新大型研究成果，当然是新闻。然而新闻的内容却是历史，是千年前早已发生的事实的梳理、筛选和归纳。
“四大发明”是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归纳提出，遂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标志。而认定这88项重大科技成果，经历了百余名中外科学家历时3年的严谨考证认真比较，其原创性、先进水平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每一项都不亚于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打破了国人的固有印象，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不止“四大发明”！
这条消息发布后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很快就被“南海仲裁”“土耳其政变”之类“更加重大”的新闻所掩盖。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中国古代这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者姓甚名谁？——未能从各方报道中找到，估计，大多都无从查考。
四大发明中，我们知道蔡伦造纸，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其余还有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者记载不详。中国最权威机构的专家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认真筛选出的88项古代重大科技成果，绝大多数还是难以归结、追溯到某位具体的发现者或发明人。像这些无从查考的发明创造，我们都归功于“劳动人民”。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后工业”时代。我们生活中一切“现代化”的器物，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似乎全都是外国人的发明创造。我们接受的教育，科学家、发明家，印象中都是有名有姓的外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话……
为什么老外的大大小小发明能够载入史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而中国人却没有？原因可能与历史年代和知识产权制度有关。可以看到这次公布的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距今大都年代久远，那时尚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意识；而外国科技发明主要是在近代两三百年间，伴随着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于是有了较为完善的记录。
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家国文化”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是一种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因此，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西方人锱铢必较地争夺署名权、优先权；而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个人的作用往往都被时代所淹没，只能是“劳动人民”集体的成果。即使到今天，中国大陆迄今所获两项诺贝尔奖中，文学奖获奖者莫言，其作品署名明确没有争议；屠呦呦获得自然科学奖项的医学奖，却在国内尤其同行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有人认为那是“集体成果”。
“四大发明”全部属于技术发明。“八十八大发明”中，技术发明45项，仍占多半；但还有科学发现创造30项，工程成就13项。打破了过去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发明而没有科学发现的成见。但遗憾的是，这些古代科学发现普遍是孤立的单项发现，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如“小孔成像”未能上升为光学理论，“勾股容圆”没有表述为数学定律。仍然不能改变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
技术，是经验积累，是熟能生巧。科学，则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在西欧。文艺复兴催生了“科学革命”。一般以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其基于“日心说”的宇宙体系公之于世为标志，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伽利略将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本范式，一步步走到今天，科学成为无比庞大的知识体系。
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实际先有技术后有科学。早期的技术与科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干、各自分离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经验技术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逐渐演变为先有科学理论发现，后有技术发明创造，再到生产应用。且科学——技术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融合越来越紧密。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产生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热力学定律指导内燃机的不断改进。电力和内燃机应用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电子计算机带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德国称之为“工业4.0”，我国则是“中国制造2025”。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以“摩尔定律”加速转化，“科技”愈发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越来越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最大力量。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以其毕生精力出版了15卷《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曾经有领先世界的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却没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关乎历史，关乎东西方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
人类思维方式可简单区分为逻辑思维和关联思维。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传统长于逻辑思维，精细量化、实验实证、怀疑批判；东方文化传统倾向关联思维，整体、模糊、类比、直觉。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进一步追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时期城邦制的广场辩论传统，产生了形式逻辑；柏拉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展现科学理性的怀疑、批判精神；毕达哥拉斯学派认定“万物皆源于数”；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欧几里德几何学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一切，的确构成了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和根基。
“李约瑟难题”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命题：西方科学文化优于“非科学”的东方文化！在今天，“科学”的地位已十分神圣。意味着正确，代表着先进。科学精神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精神，但“科学”本身却不容有丝毫怀疑。什么是“科学”，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儿——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标准。于是，中医被判定为“伪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被归于“神秘文化”、“玄学”。不知不觉中，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落后文化低劣文化的代表，在强势的西方科学文化面前，我们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
深究一下，科学一词，英文science，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识、学问，尤指分类的知识、学问。
如果把“科学”就理解为产生于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那么，中国古代压根就没有科学，当然也没有科学家。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些，科学，包括了全人类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积累、创造、发现、归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那么，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虽未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自然科学，但也为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墨子、扁鹊、张衡、祖冲之、贾思勰、沈括……
不是要以“我们的祖先曾经多么了不起”的阿Q精神来自我安慰，没这个必要。罗列88项重大科技发现发明，让古代科学家名垂史册，至少表明，我们的祖先不笨。还要说明，东西方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
当人工智能“阿尔法狗”完胜人类棋手，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但人类对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科学研究中，非线性的直觉思维能力有时更优于复杂的逻辑推理计算能力。对未知的探索，生命科学、量子科学、宇宙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开始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和答案。
人类文明总是在不断前进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互融互补，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我们需要以科学自信找回失去的文化自信。
（注：石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民生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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