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的精致生活。图/明代杜堇《玩古图》
文/谭山山
问你最愿意生活的时代，其实是想让你回答最喜欢的时代，从中可见你的三观以及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在《前朝梦忆》一书里，历史学者史景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记述了士人张岱念念不忘的晚明的生活意趣。
“张岱一族住在绍兴，绍兴人几乎生来就会品赏灯笼，盖因此地富庶繁荣，住起来舒适惬意，多能工巧匠，亦不乏识货之人。张岱曾说绍兴人热衷造灯，不足为奇，‘竹贱、灯贱、烛贱。贱，故家家可为之；贱，故家家以不能灯为耻’。每逢春节、中秋，从通衢大道至穷檐曲巷，无不张灯生辉。绍兴人通常把灯挂在棚架上，棚架以竹竿立于两端，中间以横木固定，简单而结实。横木可挂七盏灯——居中之大灯唤作‘雪灯’，左右各有三个圆灯，称为‘灯球’。”
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作者佚名，主要描绘了明朝中晚期南京地区的元宵街市盛景。
“这类往事栩栩如生，深深烙在张岱的心中：‘从巷口回视巷内，复叠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绍兴城内的十字街会搭起彩绘木棚，棚子里头悬挂一只大灯，灯上画有《四书》《千家诗》的故事，或是写上灯谜，众人挤在大灯之下，抬头苦思谜底。庵堂寺观也以木架作灯柱挂灯，门楣上写着‘庆赏元宵’‘与民同乐’。佛像前有红纸荷花，琉璃火盏，熠灯生辉。附近村民都会着意打扮，进城东穿西走，团簇街头，挤挤杂杂买些东西。城内妇人女子或是挽手同游，或是杂坐家户门前，嗑瓜子、吃豆糖，至夜深才散去。”
华灯，只是张岱的众多癖好中的一种，他说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清明始于哪个朝代，好古董，好花鸟”。
明代画家商喜的名作《明宣宗行乐图》。
年轻时，他的癖好经常变来变去，难以持久；但在明亡后写就的《陶庵梦忆》（也就是史景迁记述他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素材）里，他追忆自己毕生所好时，却充满深情，仿佛把它们当成安身立命的依托。
多年前，传媒人李方写过一篇《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这是一个有趣的测试题，问你最愿意生活的时代，其实是想让你回答最喜欢的时代，从中可见你的三观以及对生活方式的理解。
李方最推崇的，是11世纪的北宋。他的理由是：“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后来，李方写有一篇《我们都是宋朝人》，引用了严复的一个观点：“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
南宋刘松年《宫女图》。
如果从国力强盛的角度来看，唐朝、明朝、清朝会位居“我最喜欢的朝代”前三位；如果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宋代固然备受推崇（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称其为中国的“近代早期”），但像李白和杜甫的唐朝、名士时代的东晋、张岱和文震亨（写《长物志》那位）的晚明、李渔和袁枚的清代，都会进入人们的选项。
李方在《我们都是宋朝人》中写道：“我们被称为汉人唐人，没人说我们是宋人。但我们还是汉人唐人吗？粗线条的、气象宏阔的、虽远必诛的……我们更像宋人：商业的、享受世俗生活的、情感细腻的、注重伦理观念的、不喜欢打仗的……严复的意思是说，今日中国，是从宋朝开始形成的；再往前的汉唐，那简直是另一个国家。”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市民生活方式，始于宋代。有人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宋代，人们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随之发展起一种追求世俗生活的商业文化。
宋徽宗赵佶《听琴图》（局部）。
李方不禁浮想联翩：“北宋曾经占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她的人民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后来的明清，她的商船队遍及亚洲各海域，她的知识分子崇尚一种优雅（可能过于纤细）的生活方式，她发展起来领先全世界的技术文明，甚至她的最后一任统治者是一位造诣非凡的书画家和艺术品鉴赏家……如果这个时代不被打断，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历史没有假如，穿越回去改变历史进程，也终究是妄想。元朝统治者摧毁了宋代精致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摧毁了对日常生活的美感的信仰。以品茶为例，写有《茶之书》的日本学者冈仓天心说，中国也有过讲求境界的茶道，宋人的“点茶”就是浪漫主义的，但异族的入侵导致礼崩乐坏；日本反而承接唐宋古礼，并把禅学融入茶事，最终在15世纪形成茶道。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
历史研究者吴钩比较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分别是北宋张择端本（即去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展出的版本），明代仇英本（现藏于辽宁博物馆），清代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名宫廷画师绘制的清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在宋、明、清三代，中国的城市治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区别。
由于年代不同，这三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的参照对象也不同：张择端以北宋东京为蓝本，仇英笔下的其实是明后期的苏州，清院本则参照了清代的北京城。
从画面上看，不同时代的城市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城防上：张择端本的东京，城门是不设防的，没有士兵把守，城墙上也没有防御工事；进入城门之后，也没有城防机构驻扎，进城的货商只需向靠近城门的商税所交税即可。
北宋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而仇英本和清院本中，城防严密，城门外设大栅栏，城门内有瓮城，还有士兵把守的城防机关，挂出“固守城池”“盘诘奸细”等警示牌。其次是内城，张择端本和仇英本、清院本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不像后二者那样，在街巷口设有大栅栏。
明清时期的城市里设大栅栏，是夜禁制度的产物。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朝代，都实行夜禁令：每到黄昏，城门紧闭，居民无事不得在街上行走，否则就是“犯夜”，要被罚的。唐代的长安城就是实施夜禁令的模范：黄昏时候，承天门击鼓四百下，城门关闭；鼓声再响六百下，城内的坊门一律关闭；行人犯夜，笞打二十。
到了明清时代，犯夜者面临的处罚依然是笞打，依时辰不同分别“笞三十”“笞五十”。在清代，北京内城所设的大栅栏数量，有人做过统计：皇城内 116 个，皇城外 1199 个。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朝则是中国古代难得的、几乎取消夜禁令的时代。主因之一，宋代的都城布局打破了实行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不再界限分明，夜禁难以执行；其次是执政者的态度。喜欢夜行的宋太祖将宵禁时间延迟到三更，五更即解除宵禁，禁止夜行的时间只有两个时辰，使得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与“早市”。
到了南宋时期，夜禁制度更是名存实亡，据《梦粱录》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宋代城市夜生活的繁盛，在张择端本中也可窥一斑：“脚店”（小型旅馆）和“正店”（豪华旅馆）门前均有“灯箱广告”，作用类似于现代都市的霓虹灯广告。也就是说，宋代的城市，是日夜向市民开放的，更加自由、开放。
赵孟頫《斗茶图》（局部）。
改朝换代之际，新政权的统治者往往采取严厉的制度，禁绝前朝的风气。比如朱元璋禁绝通俗娱乐和民间博彩：“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脚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但随着朝廷控制力的日渐松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被压抑的享乐欲抬头，整个社会所崇尚的奢靡氛围，与前期的严肃氛围截然不同。晚唐、晚明、晚清的情况皆是如此。
以明朝为例清明始于哪个朝代，据《泾县志》，明初时地广人稀，人尚俭朴，丈夫力耕稼，女子勤纺绩蚕桑，“衣不过土布，非达宦不得辄用纻丝。居室无大厅，争高广惟式”；但到了成化、弘治之后，“生养日久，轻役省费，民弥滋殖，此后渐侈”。
明朝人的元宵节。图/《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庶民的购买力与购买欲，已经超越官方原来所规范的消费形式，如“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见《吴江县志》），被称为“僭越”。这种种僭越的消费现象，冲击了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于是，明朝廷屡屡发布“禁奢令”。
据学者巫仁恕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中的统计，明朝廷发布了约119次禁奢令，其中宪宗成化年间以前只有11次，其他都是之后发布的。可见越到明朝后期，社会奢侈的风气越盛，禁令也只是徒有成文而已。
追逐时尚的明人，有些人穿着奇装异服如从朝鲜传来的“马尾裙”，有些人则追求复古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就记载了一则笑话：“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一日往见许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裤，蹑高屐出迎。翟愕然，彦周徐曰：‘吾晋装也，公何怪？只容得你唐装？’”
明代仇英《汉宫春晓图》。
在晚明，带动流行时尚的，不全然是上层社会和精英阶层，还有商人及商人妇，甚至妓女。士大夫阶层对此的反击，一是从舆论上抨击奇装异服为“服妖”，二是从美学的角度，发展雅俗之辨，把平民消费奢侈僭越的变化，说成“愚俗”，以此凸显品位和身份。比如晚明士人将家具“文人化”，甚至在家具上铭刻文字，其实是借助将物品特殊化的手法，抵制商业化。
就像张岱在《湖心亭看雪》中所写，大雪三日之后的西湖，“湖中人鸟声俱绝”，此时独往湖心亭看雪，如置身图画中：“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了亭中，赫然发现有知音，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此时此景，舟子是俗的，痴相公是雅的——这就是文人所引领的生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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