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庄子的思想，道教深受佛教的影响，道教的教义、戒律、仪式基本上都是来源于佛教。反过来，道家、道教对佛教的影响则鲜见言及。事实上，道家、道教对佛教的影响同样也很大。佛教如《四十二章经》等等经典庄子的思想，一传入中国，就深受当时的黄老道和神仙道的影响。佛教被中国人接受，实得益于《老》、《庄》，尤其是借鉴《庄子》的概念和思想来使得中国人理解，这被称为“格义”。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受《老》、《庄》的影响尤其突出。竺道潜、慧观、支道林、慧远等名僧都善解《老》、《庄》。这为后来禅宗的道家化开了先河。这里，我们以禅宗为例来探讨一下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对佛教的影响。
禅宗的创始人慧能的思想就深受老庄的影响。刘禹锡在《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中评论慧能的思想时就说：“无修而修，无得而得。能使学者远其天识，如黑而迷，仰见天极。得之自然，竟不可传。”“得之自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说明禅宗深受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方立天先生也指出：“道家对禅宗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禅宗对印度佛教的思想继承，也超过了儒家对禅宗的思想影响。”
与慧能几乎同样齐名的禅宗的另一个名师神会，曾经深入研究过老庄的思想。赞宁的《宋高僧传》就说，神会“从师傅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老庄，灵府廓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神会的思想深受老庄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对此，神会自自己也说过：“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佛性与无明俱自然，何以故?一切万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法皆属自然。”这是把佛性和众生的本性皆视为自然。《坛经》说：“自识本心，心，自见本性。”通过发掘“本心”，即可见“本性”，而“本心”、“本性”都是“自然”。对此，禅宗有一则故事可资为证：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于师（大安禅师）。师曰：“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
虽然，禅宗的“自然”、“本性”、“自性”都是指事物无任何人为痕迹的本然存在状态，“本心”是指人心中无任何意念的本然状态。所以，禅宗把自己识本心的宗旨表达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法海本《坛经》）。这一观念与《庄子》的自然思想是一致的。例如《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也是把马的自然状态看作它的“真性”。
正是从本心山发，禅宗的宗教实践就是自然的生活，不把诵读经书作为主要的事。慧能就反对出家修行。慧海回答“如何用功修道”的问题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义玄也同样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这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即可修道。为什么呢?禅宗认为，“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万类之中，皆有佛性。这种“无情有性”的思想与庄子的物我齐一思想如出一辙。“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处无不是道。”这与道家的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之中都有道的思想无区别。请看：《庄子·知北游》说：“‘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稗’；……‘在瓦壁’；……‘在屎溺’。”而《五灯会元》卷4赵州从谂禅师在回答“如何是道”时也说：“墙外底。”……曰：“大道。”曰：“大道透长安。”这是道家思想的禅宗版本。禅宗说“触目会道”，而《庄子》中已经说过：“目击而道存，亦不可以容声矣。”
在佛性论上，禅宗注重“反本归原”、“寻找主人翁”、“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这与庄子的“返归自然”、“与道合一”等思想也是很相似的。
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就可自然而然地修道。所以，马祝道一说：“道不屈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大。”禅宗的修炼是在“不修”与“修”之上的“不修之修”，是“纵横自在，无非道场”。禅宗的这一思想应该说也是是来源了道家。“不修之修”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辞异实同。《庄子》实际上也是以一种本然、自然的生活方式去追求得“道”。《庄子·德充符》说：“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无我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吾所谓藏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修道也是主张“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不忘”的是道，“；忘”的是物、己。禅宗的平常无事的自然生活观念与“平常心是道”、“无心是道”的观念与庄子是一脉相承的。禅宗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求道，庄子也以自然的方式去求“道”。当然，禅宗追求的道与庄子追求的道也有重大的区别。禅宗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使得自己消失寂灭在本然中的涅槃。庄子则追求“万物与我为一”，“独与道游乎大莫之国””的一种“无待”（“恶乎待”）、“逍遥”的境界。
在修行上，禅宗反对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主张“饥食困眠”、“随缘任运”、“任应自然”，是老庄自然无为精神的体现。禅宗主张“即心即佛”、“即性即佛”，认为修道要做到“无相”、“无念”、“无住”。这与庄子所强调的“无待”与“；忘适”、“无物”与“忘物”、“无情”与“；忘己”是一致的。後期禅宗还说得更明确：“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这是“无物”。“但情不附物即得。”。这是“忘物”。“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遂缘放旷。但但尽凡心，别无圣解。””这是人、物俱忘。
既然“平常心是道”，那么，一味诵读经书就不是自然的生活。所以禅宗不把诵读经书作为主要的事，甚至反对读经，更有甚者，则烧毁经书和佛像。南岳系下慧海说：“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阅无相。”希运也说：“本体是自心作，那得文字求。”在禅宗看来，形而上的本体，即佛意，是超绝语言文字、只可意会难于言言传的。正如慧海在回答“何故不许诵经”时说：“经传佛意，不得佛意……得意者越于佛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言语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得鱼忘筌”的词句表明这种思想来源于《庄子》。《庄子·知北游》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也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道是语言文字所无法完整确切地表达的，语言文字只能使我们对道有某种意会，却无法达到“道”本身。《庄子·外物》中用一个譬喻来说明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外，还用斫轮匠人的体会来讥讽恒公读书的寓言来强调运一点：“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禅宗发展到宋代，更加体现出了《庄》学道家色彩。我们先来看看宋代佛教的一般情况。
在唐武宗（845年）利后周周世宗灭佛之后，宋代佛教，基本上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劫后余生，而以禅宗最为兴盛。与士人大联系最紧密的，也是禅宗。就禅宗方面来说，主要是曹洞宗和临济宗。临济宗则主要是杨歧派。
由于两宋之际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佛教的世俗化相当严重。丛林经济为地主式庄园经济所取代，僧人纷纷结交士大夫阶层，以求得到支持和保护，导致僧人内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这根本改变了佛教的风气，也改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佛教与社会日益融和起来。佛教的世俗化，是受道家、道教影响的结果。本原的印度佛教是一种高蹈出世的宗教，禀循“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但传入中国后，就不得不作出适应性的改变，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已受庄子思想影响，有了调和方内、方外的痕迹。後来，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反复冲突中，佛教家们确立了“不迎国主，法事难立”的信念。公开从教义上论证这一点的就是在中国诞生的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和“生灭门”，“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从而和合入世与出世。《大乘起信论》在隋初开始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天天台宗的“性具”论，华严宗的“理事圆融”、“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的“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都是受其影响的结果。老子倡导“和光同尘”，庄子倡导混世、游世，道教早期经典《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等道教经典也满溢着道不远人、道不遗人的思想，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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