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讲清道家对于个体本性之尊重,那就要先从儒家对于本性之抹杀讲起。

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为历代儒客尊崇,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儒家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当然也想要试图营造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在先秦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的自家封号,而应是当时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儒家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儒家五常之道五常指的是, 在汉武帝后再次兴起。

胡适《说儒》中,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像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儒士”,便担当着这一职位。这不仅证明了胡适的观点,认为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非儒学)原本即是宗教找到了证据。孔子自己就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大户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也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区别。

子曰:“吾求其德而已”,也正是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巫的知识范围。周礼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孔子在形式上推崇礼乐,在内核上推崇仁义,“儒家”便在基础上得以形成。

按照胡适《说儒》一书的说法,“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懦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并且补充说,“他提倡的新儒行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

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就针对个体来讲,提倡个人尊崇仁、义、礼、智、圣(信)、恕、忠、孝、悌等思想,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同时,儒家更注重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现今的人们,只要一提儒家思想,就会想到封建礼教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即其提出的“三纲五常”。所谓“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所谓“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儒家政治思想,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推崇“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

孔子的儒家思想,提倡以诗书礼乐教化民众。直到汉代儒家五常之道五常指的是,董仲舒直接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口号,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其主张后,儒家迅速崛起,成为最有影响的学派,后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从此,儒学成为华夏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儒家思想体现在政治学上,主要阐述的是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儒家的“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更能适应与满足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思想,关注的是社会秩序与统治基础,以及社会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对人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的规范与制约上,主要服务于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

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将儒家思想、儒家学派的内容与其所遵循的思想加以简单归纳后罗列呈现,主要是想进一步清晰展现其在“尊重个体的本性”这一点上,是否有所提倡与促进。

儒家强调君权神授,那是封建社会要表明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儒家推崇“三纲五常”,那是为了绝对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与人伦秩序;儒家提倡教化,是想通过“上行而化成以下”,达到“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的治理效果。但那是要以前者“上行”确保不出问题为前提条件的,一旦“上行”本身出现偏差,后者“化成以下”就会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倒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至于推行“王道”与“大一统”,那几乎就是专制统治的代名词。

这些,哪个是与尊崇“个体的本性”沾上边的?故现实情况是,儒家的这些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层面的意义,但对于个体而言,则恰恰是漠视人性、背离人性与扼制人权的典型,它带给个体的,是自由的束缚,自性的缺失,与独立思想的最终丧失。

现在一般认为,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立者,而孔子几次向他问礼后,从中吸收了一些东西,然后形成了儒家思想。然而,按照胡适的说法,“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胡适认为,“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

由此,胡适进一步得出结论:“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那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简而言之,胡适认为,孔子的“新儒”乃出自于老子代表的“老儒”,但前者比后者更加积极入世。虽然对此笔者尚有存疑,但至少说明,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一种积极治世的教义。(未完,待续)

本篇选自姚丹华专著《心游——自乐之道》,该书于2022年12月由中国思潮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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