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很难说清楚，博古的妻子张越霞甚至还因为博古的原因被降薪。
博古的儿子秦铁也搞不清楚他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经常听外面人说父亲犯过很大的错误，对党的事业影响很大，甚至还曾危及到中国的革命事业。
但是有一次，博古的儿子秦铁在看望王震的时候，王震上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但是之后就没再说什么。而且不光王震上将这么说，许多叔叔阿姨也经常说：“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也很正直。”
博古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或许可以从史料中找到答案……
1907年6月24日，秦邦宪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秦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词人秦观，在历史也曾阔过一段时间，乾隆下江南到无锡的时候，都是由秦家接待的。近代时期虽然已经没落，但是相对于穷困人家还是有些薄财的，因此秦邦宪能够很好的接受教育。
秦邦宪一路求学到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谁也没有想到在几年后他会跻身中共中央，并且成为党中央的总负责。
1926年，秦邦宪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创立的，所以不仅有许多共产党人，还有许多国民党高层的子女在这里读书，比如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人。
苏联人要求他们取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取名“博古诺夫”，回国后就使用“博古”的名字。在苏联的这段日子里，博古的理论水平和组织水平都提高了不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评价他很有学问的缘故。
回国后，博古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还做了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博古资历比较浅，而且并没有突出的贡献和成绩，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博古很难跻身中央。但是一些历史的契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博古的命运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这个历史契机就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强烈的打击，虽然在周恩来的及时部署下，党机关迅速转移，但还是免不了损失。而且在顾顺章叛变之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秘密来到中国。米夫的到来，让王明大喜过望建国后，因为他的“靠山”来了，他要起势了。
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王明、周恩来、卢福坦三个人，连政治局委员的一般都没有，所以重新组建政治局就提上了日程。当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恩来要去苏区担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如果他们走了，那中央就没人负责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王明就好似赶鸭子上架一样，强推博古为总负责。
博古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他对王明的推举感到十分震惊，并且说这不符合组织程序。王明就不像博古这样想，王明认为现在他们有共产国际撑腰，而且事发突然，推荐博古当总负责也是举贤不避亲（王明和博古关系很好）。在王明的运作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成为“总负责”。
博古属于一步登天式的升迁，虽然人前风光无比，但是突如其来的升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他的能力根本承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在处理党内工作时，他几乎盲目的执行王明的指示，根本不加以分析研究；在处理军事工作时，他更是迷信“洋墨水”，盲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李德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这两个错误让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一连串的失败让博古的心中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在看到红军战士因为他们的指挥而丧失宝贵的生命时，自责的博古掏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制止他的行为，恐怕博古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这一次的失败让博古开始反思自己，他也不再盲从李德的建议。在中央讨论红军战略方向时，李德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毛主席确认为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红军应该向贵州进军，不要钻进蒋介石的口袋。一向坚持听李德的博古第一次否了李德，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向贵州进军。
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转折点，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正是博古。在会议上，博古还试图挽尊，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敌我力量悬殊上。但是同志们都反对这个原因，毛主席更是严厉的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陈云等人纷纷赞成毛主席的发言，同时朱德也认为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许多人都说博古是个好人，博古好在哪里？好就好在博古党性强，服从组织的安排，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看到同志们的发言后，博古做出最终决议：第五次发“围剿”失败的最高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由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负最高责任。
而且这一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让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此后毛泽东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带领红军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使红军转危为安。所以这一次会议成为公认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就是由毛泽东领导军队，纠正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
在这一次会议后，也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但是博古坚持交权，没有丝毫恋栈。而且为了避免共产国际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博古还让潘汉年前往苏联报告，同时转告在苏联的王明。对于这次交权，博古毫无留念，反而是王明感到遗憾，认为这是一场失败。
张国焘要带红四方面军南下时，他也曾试图拉拢博古，称遵义会议不合法，红四方面军不认可遵义会议的决定。咱就是说，但凡博古是有权力欲的人，他可能就背靠王明、张国焘，伸手要权了。但是博古没有这么做，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坦然交出手里的权力。而且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他言辞批判，拒绝张国焘的拉拢。毛主席对此大为赞赏：“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到达延安之后，博古开始逐渐淡出中共中央的核心。在讨论如何对待博古的时候，毛主席发生支持博古，并且提议让他担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如果博古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那么毛主席不会推举他当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
淡出中央的博古积极的投入工作之中，虽然没有在中央那么风光，但是担子轻了之后，他工作的反而是得心应手。无论是1936年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1938年在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病时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的工作都干的十分出色，毛主席对此也多次赞扬。
就这样，博古靠自己的努力和成绩，一步步又回到了中央，于1945年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的时候，博古还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正当博古试图用自己的平生所学建设革命以弥补昔日犯下的错误时，意外发生了……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需要向中央请示，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往延安，同行的还有王若飞、叶挺、邓发、李少华等人。飞机飞往延安的路上，飞机迷路了，没有向北方的延安飞，而且朝着东北方向飞去了。而且当时天气不好，风雪交加影响了飞行员的视线，以至于飞机撞毁于黑茶山，全机17人均遇难。
4月19日，延安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四八”烈士们的遗像，其中就有博古的遗像。同时建国后，在重庆，孙科、张澜、邵力子等也发起了追悼会，张澜做主祭，郭沫若宣读祭文：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尽管博古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在遵义会议后及时纠正，而且其本人也没有执迷不悟。党史对他的定义是：“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明确他犯错误的同时还肯定了博古本人的党性。王震等人对博古的评价也是一个“好人”，毛主席和周恩来也是赞扬过博古的。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如果没有王明的赶鸭子上架，博古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可能他就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博古承担不起总负责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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