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顶红在元代已入中国，但广为国人所知则是郑和下西洋之后。
因出产国多以为贡物，故典制不仅在贡国下列出，且还规定了正式的回赐价格。
朝廷的官员多用于制杯、腰带等以资赏玩。
明中叶后国力渐渐减弱，出产国不再进贡，因此鹤顶红逐渐变，因而更加贵重；至清初实施海禁政策，与产地贸易断绝，在中国遂至绝响。
鹤顶红细腻，润泽，稀有，珍贵，美轮美奂备受藏家重视，极为珍贵。
随着收藏升温，盔犀鸟作为濒危物种，生存面临极大压力。
在2007年纽约佳士得春拍上，就有一只寸许鹤顶红“一品仙鹤”鼻烟壶，成交价超过65万元。时至今日，怕已升值十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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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之知有此鸟似不早于元代。所见史料中，最早出现“鹤顶”一词，是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出产国有丹马令、吉兰丹、苏洛鬲、龙牙犀角、须文答剌等。但不言其以此为贡物。
而最早以为贡物入中国者，可能在至元间。据《元史》世祖本纪：“（二十八年冬十月）癸未，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书字，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
《岛夷志略》有罗斛国，不言其地望，但谓：“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气候常暖如春。”且其所贡多为东南亚土产，故应位于南洋，多数学者认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罗斛所贡之“丹顶鹤”疑即鹤顶，因为丹顶鹤产于亚洲东北，足迹罕至南亚，即使偶有迷鸟也非常有，不可能作为贡品。
细玩文意，以“丹顶”冠于“鹤”前者，或是以活物进贡，可能此物前所未见，尚无专名，故漫称为“丹顶鹤”。及至《岛夷志略》撰述之顺帝至正九年以前，“鹤顶”一词则已为其定名无疑。
而大量接触则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随员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以及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都或繁或简的提到这种奇特的鸟类。正因其头胄的特殊，故出产国常作为贡品以入中国。
据《明史》，曾贡鹤顶的诸国，仅浡泥、满剌加、榜葛剌三国而已。又言文郎马神产鹤顶，但不言其曾贡。《明史》择要而记，不可能巨细无遗。征之《明会典》，则曾以此为盔犀鸟的型态。
最早具体描述这种鸟的，可能是郑和的随员马欢。据《瀛涯胜览》：“鹤顶鸟大于鸭，毛黑胫长，脑骨厚寸余，内黄外红，俱鲜丽可爱。”相较于对其他珍禽异兽的描述，作者着墨不算特多。而《星槎胜览》及《西洋番国志》则都仅在旧港国的出产下，列有鹤顶一项鸟头文玩，提都没提究竟是何物。可能三宝太监的随员们初至异邦大开眼界，各种珍异目不暇给，故不特别留意于此。
盔犀鸟体毛以深棕色为主，马欢所说的“毛黑”不算太离谱，但就其身体比例而言，“胫长”之说不确。或许马欢未见活物，仅凭土人叙述；也可能虽见活物却未仔细观察，又受了“鹤”字的影响，直截认为脚应该很长才对。
《西洋朝贡典录》则说：“有鸟焉，其状如凫，黑翼，鹤颈鹭喙，脑骨厚寸余，外红内黄，其名曰鹤顶。可以为靶挤机。”所谓“其状如凫”和马欢形容的“大于鸭”，皆以鸭为辟，盔犀鸟与雁鸭科鸟类形状差异甚大，大概作者也是没见过活物，辗转抄袭所致。“靶挤机”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敢妄臆，在此就教于高明。《四夷广记》说：“鹤顶鸟大如鸭，黑毛、长头、尖嘴，顶有歃红冠。脑骨厚寸余。外红色，内黄如蜡，堪作腰带。”除了“大如鸭”之外，这可能是错误最少的记述。而《殊域周咨录》则说：“鹤顶大于鸭，脑骨厚寸余，外黄内赤，鲜丽可爱。”把红黄颠倒了，作者可能连其头胄制品也没见过，抄书又不仔细，故有此误。
《海语》：“海鹤大者修项五尺许，翅足称是，吞常鸟如啖鱼鳝。成化间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杀之，复有以顶货者。类淘河而锐哹，雄大雌乃略小。”盔犀鸟生活于亚洲热带雨林中，不应称“海鹤”，可能知其产于南洋，故臆断其为海鸟。明尺一尺相当于营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五尺许”约为170公分左右，若连公鸟的中央长尾羽并计，尺寸还算满准确的。但这并非候鸟，即使迷途也不至于远从婆罗州等地飞至福建，所谓“有至漳州者”应该是误传。“淘河”又名塘鹅，也就是鹈鹕，其种类不少，都是体型相当大的水禽，与盔犀鸟几无类似之处。可能主观上认定其为大水鸟，故联想到鹈鹕，进而以为辟。
《东西洋考》说：“杨用修载刘安期曰：“鹲 水鸟，黄喙，长尺余。南人以为酒器，”即今之鹤顶也。“盔犀鸟头胄实心且仅寸余，不可能用为酒器。这可能是与马来犀鸟（rhinoceros hornbill，buceros rhinoceros）误混为一。鹲 这种鸟，据《本草纲目》引《交州志》：“鹲即越王鸟，水鸟也。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长尺余，黄白黑色，光莹如漆。南人以为饮器。”
鹤顶作为贡物以入中国，明载《会典》自无可疑，但各出产国自宣德以后贡者日稀。
其最后入贡时，据《明史》爪哇、浡泥在嘉靖九年、满剌加在正德三年、苏门答剌在成化二十二年。且其进贡都不是经常性的。
明廷对四方贡物例有回赐，其实是变相的交易。鹤顶虽然不是经常有的贡品，但制度上亦须订定价格以为依凭，弘治间以钞价计，定其值是“一个一贯”。
按大明宝钞是明代法定货币，惟因发行浮滥导致钞价贬值，实际上早已失商贸功能鸟头文玩，一般交易多用银、钱，此非关本题不具论。因其为法币，载之皇皇典制者必以此为基准，从这一规定可略推鹤顶的价格。就同一资料看，金每两值钞五十贯、银每两十五贯、象牙每斤五百文，那么，就“公告价”而言，每两金与五十个鹤顶等值、每两银值十五个鹤顶、一个鹤顶可换两斤象牙。
鹤顶最普遍之用是制带。前引《四夷广记》称“堪作腰带”、《咸宾录》称“为带最佳”皆显示品官以鹤顶制带的普遍。
依明制，品官服制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四种，用带不同。朝服、祭服用革带，定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公服用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常服用束带，一品玉带、二品花犀带、三品金钑花带、四品素金带。
这些正式的规定不能打折扣，特别是朝会时若不依制服用，难保不遭纠仪御史弹劾。但由于嘉靖帝多年不上朝，实际上既无朝会，廷臣随意穿戴遂无纠之者。服用朝、祭服的场合并非经常，且仪典庄重，不可能随意为之，能乱出花样的，应该是公服的腰带及常服的束带。王士贞说：“世庙晚年不视朝，以故群臣服饰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系，则多金镶雕花银母、象牙、明角、沉檀带；四品则皆用金镶玳瑁、鹤顶、银母、明角、伽楠、沉速带。”就此三、四品官所用带的质料比较看，似乎当时鹤顶的价值尚在象牙、沉檀之下，而与玳瑁、伽楠、沉速等相牟。
近人周镇说：“鹤顶头胄部之雕刻品，虽亦曾见当地土人之作，但被引进至中国大陆，大量制成鼻烟壶等艺术品后，却使此鸟走上濒临灭种命运。”似乎认为鹤顶罕见的主因是过度猎捕而致稀有，以致绝迹于中土。此说虽言之成理，但尚需斟酌。最起码在明末以前，猎捕过度说是值得讨论的。众所周知，人类近数十年对雨林的开发，是导致当地许多物种减少、消失的主因。假如盔犀鸟在四、五百年前就已濒临灭绝，再经近世的栖地破坏，恐怕今日早无遗种了。
如前所述，至万历间远贡不至，鹤顶之入中国多赖闽广商舶，而实际上已极罕有。
就政治情势发展而言，到顺治、康熙间，清廷为防范郑成功的海上势力而实施多年海禁，沿海对外贸易几近停顿，因而此物不再入中土是可以想见的。
久而久之，国人多不知有此一珍玩，不再求索于域外。若然，则工艺品中虽少一珍奇，但此一珍稀物种却因而能苟延残喘至今，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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