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青铜禁，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它，出土于淅川县仓房乡下寺的云纹铜禁，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如果去过或者比较关心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也许还会想到它，这恐怕是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有关的藏品中最宝贵的一件：
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件青铜禁，通常被称作“柉禁”，这个错误命名来自于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读错了汉《礼器碑》铭中的“笾柉禁壶”，把柉和禁联在一起称为“柉禁”，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如今我们提起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铜禁，仍然称之为“柉禁”。因为实际上没有人能确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么，就连我们今天称之为禁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禁，都还要打个问号。目前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出的实物都比较缺乏，对于青铜禁的称呼和理解存在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种猜测，谁又能确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确呢？
（一）青铜禁：世间能有几多
有许多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定名、规制、用途等都存在疑问，但存世量多的话，还能着手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从而寻找、归纳出一定的特点，将其纳入到学术轨道之内。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铜禁就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数千年来，既不见传世，也不见于著录。直至今日，总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号禁），还有两件不翼而飞了。考古发掘出土的只有两件，分别是云纹铜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纹铜禁，这是青铜器中最罕见的器类之一。
这几件青铜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这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湾一农民挖出的铜禁，先后被端方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铜禁长87.6厘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迹。左边提梁卣较小，下配有方座。李济在《端方柉禁诸器的再检讨》一文中引用席润的话证明这2件卣“实际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并且放置在一个方座上。……纹饰的母题都是鸟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纹铜禁（天津博物馆藏其中一件）
上世纪初，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盗掘古墓成风。占据凤翔、宝鸡、岐山地区的地方军阀党玉琨从1925年起征派民工和兵士数千人，大规模盗掘宝鸡斗鸡台戴家沟的古代墓葬，持续半年多。由于党玉琨曾为古玩店学徒，发掘时还找来了行家现场指导，盗掘出的青铜器竟达千余件。此次发掘出三件铜禁，一件铜禁长约140cm，禁上置放有两排铜器，一件铜禁长约长120cm，禁上放一排铜器，另一件铜禁出土时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军攻陷凤翔城，击毙党玉琨，铜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铜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组接收了被砸成几十块的铜禁残碎块，1972年5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修复，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两件铜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馆馆藏铜禁
这件铜禁禁面上突起三个椭圆形子口，用以稳定所摆放的器物。从子口的尺寸、形状看，铜禁上所摆放的只能是卣、壶、觥、尊等圈足呈椭圆状的大型青铜酒器。但出土时禁面上摆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时拍的一张青铜禁照片，这张照片系美国传到傅斯年处，梁思永进行翻拍。胡厚宣指出这件青铜禁即天津博物馆藏器，但这件图的青铜器摆放是错误的，可能是收藏者随意放的，没有参考价值。禁上仅置放酒器，不会摆设作为食器的簋。
图片来自胡厚宣《关于“西周夔纹铜禁”问题》
上图铜禁上所陈列的青铜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纹铜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2012年6月，宝鸡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较完好的铜禁。该禁长94.5厘米，禁面的夔龙纹边框内又有长方形框，框内素面。禁上放置有户彝1件、户卣2件（其中一卣较小，还有一方形器座）、斗1件。3件“户”器是一套完整组合，应当是同时铸造的。这是建国以来唯一一件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铜禁。
图片来自刘军社《宝鸡石鼓山惊现西周铜禁》
图片来自刘军社《宝鸡石鼓山惊现西周铜禁》
以上5件铜禁都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形制相似，细部略有不同。故时代应比较相近。
第6件：云纹铜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云纹铜禁出土于淅川县仓房乡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为丹江口水库泄洪，冲出了“楚国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云纹铜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通常认为采用失蜡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着十二个铜怪兽，下有十二只虎形兽足，器形庄重，工艺精湛，2002年进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目录》。
第7件：曾侯乙墓铜禁（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发现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禁。禁长117.5厘米，禁面有两个并列的凹下圆圈，此即放置铜壶的位置。禁下有四支兽足，禁面和侧面均有蟠螭纹等纹饰。
曾侯乙墓出土的铜联禁大壶
（二）铜禁与周代酒戒之关系
通过已出土的数件铜禁，我们可以对铜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禁是商周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承置卣、尊、壶、觥等酒器的案具，从功能上看它很像现在的桌台。那么，这样一种青铜器，它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禁”之名见之于《礼记》《仪礼》等古书。据《仪礼·士冠礼》载:“尊于房户之间，两庑有禁”。《仪礼·乡射礼》：“席主人于阼阶上西面，尊于宾席之东，两壶斯禁。”虽然《礼记》《仪礼》中没有一条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郑玄作了个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
因为郑玄的注释，各个展馆和相关书籍在介绍铜禁时总会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联系在一起。所谓酒戒，是周人总结夏、商两代灭亡之因，认为在于嗜酒无度。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商纣“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就出现了严厉的禁酒令《酒诰》，这是周公告诫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卫国宣布戒酒，要求民众“饮惟祀”，“德将无醉”。实际上周初禁酒并非在卫之一地，结合《大盂鼎》中的铭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国性的。
大盂鼎
据金文和《酒诰》等文献记载，周初确实曾经厉行禁酒。有郑玄的证明，似乎将铜禁称为“酒戒”之物就比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仅凭郑玄的这一句注，此外无法找到更多证据，那这个证明就太薄弱了。对此，现在有不少研究者对禁这种特殊器物的功能产生了怀疑。
禁是否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点疑问：
其一，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情况无法对证，材料的缺少对铜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扰。《礼记》《仪礼》有不少关于使用禁的叙述，可见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贵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数量极少，似乎与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经出土的被认为是禁的器物全都没有铭文（虽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孙诰编钟、户彝、户卣等都有铭文），难以按照铜器铭文的自名来判断它的名字，更难以靠铭文或出土情况证明它的功用。
其二，与其同时代的《说文解字》对“禁”字的解释是“吉凶之忌也”，并没有提到禁酒，也没有“禁”是几案的说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么，一边要求戒酒，一边制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陈列在禁上，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执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码在云纹铜禁和曾侯乙铜禁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酒戒能发挥多少作用颇值得怀疑。
首先，按《酒诰》，文王禁酒的原因实际上一是乱德，二是浪费粮食。那么，社会稳定、粮食产量提高之后，禁酒是否还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协了，只要“饮无醉”就可以。其次商周时期，有学者根据《酒诰》的内容以及《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认为，作为处理政务主要人员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对象，官吏可分为殷、周人，对殷人可宽，对周人须严。因此酒禁“只限于士大夫以下的阶层，而天子、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随着周公时代渐远，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减弱。长甶盉说“穆王飨醴”，遹簋记录周穆王“渔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饮宴中没有过失，这是周穆王赏赐他的原因，周孝王时期的三年兴壶也说“王在郑飨醴”，即使这些记录都是周王在礼制之内用酒，那么，《诗经》中还记载说贵族们“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鱼丽》），“厌厌夜饮，不醉无归”，甚至于喝醉酒之后狂态毕露：“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贵族们酗酒成风：“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如果说《诗经》记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那么，在此期间酒禁已经慢慢松弛甚至被遗忘了。
其四，目前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禁是在周代时才出现的。周代建国初年，大量继承殷商制度，青铜器的形制和风格与商代晚期没有太大差异，至于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铜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后。而宝鸡所出土的数件铜禁时代皆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继承自商代。至于云纹铜禁和曾侯乙铜禁，和宝鸡铜禁外形相差很大商周时期，可能是演化之后的产物。
因此，在只有郑玄这一个孤证的情况下，将禁视为酒戒的产物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处有？
综合前文，如今称为禁的这种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并没有酒戒的意思。那么，对于《仪礼》《礼记》中所记载的士冠礼、乡射礼必用之“禁”，究竟是什么模样，又到哪里去了？这些问题需要回溯到两千年前，回答起来颇有难度。但我们还是能够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作出猜测。
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说宝鸡出土的西周铜禁系继承商代，那么应该发现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没有与西周铜禁相类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还在讨论中，称之为“方形器”、“烤炉”、“卢形器”、“方簋”、“方盘”等皆有。王祁博士则认为这些方形器即“釴”（《略谈商周青铜釴》，见中国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网站）。他谈到，大河口霸国墓地出土一件自名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称为霸伯方簋），《尔雅》曰“附耳外谓之釴”，而在战国中期十四年陈侯午敦和陈侯午方座簋自名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尝”。他据此提出，釴是流行于晚商时期并延续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时期的一种蒸器，主要用于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国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学报》2018.1）
王祁认为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却忽视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图为《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中的方形器图片，这个五号墓就是著名的妇好墓，报告中介绍说：“体饰凸弦纹3道。素朴雅致。质较薄。通高7.8、口径12.2*12.5厘米。”如此大小，怎么“蒸煮粢盛”呢？
那么，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么？我们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况。以下数据均来自王祁《略谈商周青铜釴》：
殷墟小屯五号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边内侧有“司母辛”铭，通高7.8、口径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庄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径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铁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烟炱，通高15.2、口径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妇桑方形器（《集成》10286），内壁有铭文“射妇桑”，通高15.7、口径27.6×26.1厘米，重7.2公斤，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内底有铭文“束”，通高14.9、宽41.5cm，重6.82公斤，现藏故宫博物院。
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方形器（《中国青铜器全集·3》图161）
殷墟铁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虚器物·甲编·陶器》图录14
论精美程度，这些方形器与同时期的爵、觚、彝、觥等酒器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在殷墟妇好墓中，像方形器这么简陋的青铜器为数不多。它不可能是祭祀活动中直接向神灵使用的器物。妇好墓中已经有了作为蒸煮器的三联甗，其外形和这件小小的方形器相差太大。
如果将这些方形器和禁联系起来，则较为合理。如此造型，很可能只是作为某种饮酒器在祭祀活动中的器座，那么纹饰简单也就可以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器座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禁。在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了两件户卣，一大一小，小的就是置放在一个方形座上，这个方座也被称为2号禁。已经有学者指出，方座簋乃是簋与禁的结合物，关世德干脆把方座簋叫作禁簋，张懋镕亦同意此说（见《西周方座簋研究》）。禁本就只是方形底座，从外形上看，与所列出的这些方形器类似。
图片来自任雪莉《宝鸡发掘石鼓山西周早期贵族墓，惊现第三套柉禁器组》
也就是说，霸国方簋之所以自名“釴”，是因为此方簋的原型是类似“釴”的方形器座。王祁所谈到的陈侯午敦和陈侯午方座簋自名为“釴敦”，陈侯午敦既为敦，则陈侯午方座簋应为“釴”，强调的也是此簋具有方形座罢了。综上，晚商时贵族所用的青铜器中很可能已出现禁，其形态如上图方形器，作为酒器的器座使用。
那么，这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何在文献资料中于士冠礼、乡射礼必用之“禁”，怎么如今却难得发掘出土？
在《礼记·礼器》中说：“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埽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640页） “废禁”通常解释为“天子不用禁”，因为“大夫士棜禁”，“棜”本身已经是无足的长方形木盘了，那天子诸侯如果想再“以下为贵”，也无法可下了。
天子诸侯既不用禁，那么西周的贵族青铜器中自然缺乏相应的器物。或许正因为如此，目前出土的有周王铭文的青铜器不少，却从未见铜禁。刘军社在《宝鸡石鼓山惊现西周铜禁》一文中认为，石鼓山的铜禁出自姜戎族墓葬，禁有可能是姜戎族发明和使用的，可存一说。既为姜戎，在西周初年有一些独特的、与周人不同的葬仪，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大夫、士所用的“棜禁”，很可能是木器。在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里出土了一些漆禁和木禁，比如曾侯乙墓曾出土有一件“透雕漆木禁”。 上世纪70年代，宝鸡竹园沟（弓鱼）国墓地7号墓发现有长方形漆盘，盘内放置卣、尊、觚各2件，觯和小玉戚各1件，不过出土时漆盘仅残存漆皮。4号墓发现尊、卣、斗、爵各1件，觯两件放置在一件长方形漆盘内，13号墓也发现一套青铜酒器集中放在一长方形漆盘内。1985年，在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85号井叔墓中出土了一件下有铜质四足的漆盘，盘内有酒器方彝。以上诸件大约就是中小贵族所用的“棜禁”了。
曾侯乙墓透雕漆禁
既然天子、诸侯不用禁，那么与云纹铜禁和曾侯乙墓所出铜禁是否应该称之为禁，恐怕还需要再讨论。对于漆禁、木禁的发展变化，由于木质容易朽烂，如今还难以确定。青铜禁是否仅仅为宝鸡所独有，与晚商时期的方形器是否有继承关系，也还需要方家研究和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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