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逝世，享年94岁。金庸先生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著有《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继承了古典武侠技击小说的写作传统，又在现代的阅读氛围中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空前的技法与思想革命，开创了“新派武侠”的风格。六十年来，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与穆旦、徐志摩和琼瑶都有亲缘关系
金庸是海宁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为业，书香传家”。查家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兴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雍正年间，海宁查氏传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狱案，不准参加科举，家族进入静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后，重开科举，他们又中了进士，进入近代的复兴期。由此观之，金庸的横空出世并非偶然，而是家学渊源使然。
在近现代文坛，和金庸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宁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迁往北京、天津一带，著名诗人穆旦（查良铮）正是“北査”的后代。他中学时开始写诗，翻译了普希金、雪莱、拜伦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因为南北两地，查良铮和查良镛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中有着惊人的巧合。
查良铮是把姓“査”拆开成“木”、“旦”，然后用“穆旦”做了笔名；而查良镛则是将名“镛”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笔名。金庸还有一位近亲徐志摩。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唤徐志摩表哥。只不过坊间传闻金庸对表哥的为人颇有意见，从其笔下诸多负心薄幸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证。此外，其姑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姐为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台湾知名女作家琼瑶则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筑“纠偏大师”曹时中是金庸的妹夫，已过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员张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亲叔伯兄弟。 真可谓一门煊赫，人才辈出。
自小博览群书，八岁对武侠着迷
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说，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
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
在现代知识方面，查良镛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
八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其后，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叛逆少年，先后两次开除
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不时空袭嘉兴，11月打到城池下，师生徒步迁徙至浙江联合中学。凭天赋努力，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出色，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书名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
1940年，查良镛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阿丽丝漫游记》一文，刊于壁报之上，影射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镜蛇，因此被开除。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7月，在校长张印通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这里生活很艰苦，常有敌机来袭，好在国文老师不错，图书馆不错，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学闹学潮，反对训育主任，金庸积极参与，再次差点被开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毕业，第二年去重庆，考上了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不收费，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然而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纵容包庇，不加理会。金庸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
以笔名金庸连载《书剑恩仇录》
抗战后，查良镛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被录用。1948年3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24岁的查良镛被暂派前往香港馆工作。在《大公报》香港馆任职期间，查良镛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
1950年，当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他在香江也过着穷记者的日子。他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然而，在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难下，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于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
1952年，查良镛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故除了阅读理论书，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那段时间金庸武侠小说顺序，他还为电影歌曲填词， 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1953年，两位著名拳师──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打擂比武，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遂移师澳门举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数万人乘船过海，日夜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都予以大版报道，风行一时。《新晚报》由此获得启发，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能编能写的副刊编辑陈文统、查良镛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结果一炮打响，《新晚报》一时间洛阳纸贵，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声名大噪。《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冬天金庸武侠小说顺序，他辞职离开《大公报》，“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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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央视新闻 凤凰网
新媒体编辑 刘梦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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