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干预问题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公共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是对政府充满信心，政府既可以判断哪些是必须发生的均衡价格理论，也可以采取直接措施使之发生。进入70年代，政府的政策工具逐渐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市场调节的比重越来越高，人们不再着迷于对中央计划与政府管制，主要依靠税收与价格来影响彼此的行为。
进入80年代后，公共经济学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产生了分流。随着市场失灵的加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加强政府的引导与宏观调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应该淡出，市场调节应主要依靠“看不见的手”。
这些问题，即政府公共经济行为的目标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如何定位，是公共经济学过去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同时，随着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后，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政府的公共代理问题，也是公共经济学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公共产品是公共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Samuelson将物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类，并首次给出了经济学中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即公共产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从该定义出发，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
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供应者的供应。在许多公共经济研究中，这两个基本特征被直接用来对公共产品做出界定。
当然，针对该定义的质疑也是存在的。该定义只讨论了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两种极端类型，现实当中的产品普遍处在这两种极端类型的中间情形。随后，很多学者从制度角度对公共产品做出了定义。如布坎南认为，“任何集体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定义为公共商品或服务”。
而且，公共经济研究领域中，公共产品根据不同标准又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将公共产品的属性作为标准，如曼昆根据产品是否存在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将产品划分为私人物品、自然垄断、共有物品和公共物品四大类。
孙开根据产品是否存在消费的竞争性以及供给的排他性，将产品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三大类。其中，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的区别关键在于这种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否会因为人数的增加而产生拥挤。另一种是以公共产品消费的空间范围作为标准，如Berton认为，从提供地理区域看，公共产品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与国家公共产品三大类。
黄新华认为，从消费空间范围看，公共物品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还有一种则是从政府职能的角度对公共产品的类型做出划分。如崔卫华认为，根据政府干预的方式，公共物品可分为直接性公共物品、间接性公共物品与混合型公共物品。
其中，直接性公共物品由政府直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供给的多少；间接性公共物品则由政府通过政策等对公共物品的生产消费进行间接干预；混合性公共物品则是政府既直接控制又间接介入。
与此同时，公共经济学中形成了研究政府存在合理性以及提供公共产品效率等重要内容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公共选择指的是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决定公共产品的需求、供给与产量，是一种把私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机制过程。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公共选择是一种研究非经济部门即政府应该做什么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学者一般从公共产品及外部性出发，得出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波斯纳认为，作为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政府的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产品与外部性偏好的信息所付出的交易与谈判成本。
Buchanan认为，从职能角度看，政府可分为保护型与生产型政府两大类。但是，布坎南还认为，在生产型政府在提供大多数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是低效率的，并提出了“政府失灵说”。同时，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的规模为什么会趋于扩张，如何评价政府的效率、公平以及福利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陈招顺和汪翔指出，公共选择理论为我国公共物品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参考。杨开晖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优越性，但有助于加深对政府行为的理解，不过，主张政府决策与公共服务彻底市场化势必将追逐私利公开化，进而合理化。
作为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实现的载体，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模式也备受学者关注。孙莉将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模式概括为三大类：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双主体联合供给模式与多元供给模式。
其中，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公共服务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与市场分散决策机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市场无法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双主体联合供给模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危机，政府单方面难以承担不断扩大的公共服务支出，因而对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进行改革，形成两种联合供给模式。
一种联合供给模式是政府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另一种联合供给模式是政府引入第三方非盈利性部门组织，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
在联合供给模式发展过程中，政府、社会、市场或个人三方或者四方共同参与的多元供给模式也逐渐形成。在多元供给模式当中，政府的功能主要是为社会与市场或个人提供平台并协调多方利益。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中，西方学者如Rosenstein-Rodan提出的大推动理论，以及Hirschman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则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
大推动理论是又称为平衡发展理论。大推进理论的论据和理论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储蓄供给的三个“不可分性”上面。其中，需求不可分性又被称为产业市场需求关联性或需求互补性。
Rosenstein-Rodan认为，欠发达可以看作是一种大规模的协作失灵，而导致协作失灵的主要原因则是需求互补性。 因此，需求互补性的核心在于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某种关联性。任何单个产业的单一项目投资所带来的风险是极高的，而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则会降低这些风险。
在此基础上，Murphy等开创了S发展经济学的多重均衡理论。他们通过共享的基础设施模型，论证了互补性与多重均衡的存在性。只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同时走工业化之路时，基础设施建设才能顺利推进，但基础设施建设又是保证所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前提条件。如此，协作失灵就会导致不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而跳出陷阱实现工业化均衡的路径，则是政府以公共补贴等方式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协调投资。
从政策角度看，互补性与多重均衡关系分析具有三个显著的政策含义，即：政策设计的目的是促使经济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演变；政策不必恃长期或持久的；促进均衡演变的政策应当审慎选择并严密实施。不过，“大推进”工业化不等于所有产业与所有地区都同步推进，而是在资源有限约束下，根据产业与区域的发展条件，有限度地在部分产业与区域实施“大推进”。
而且，实现不平衡增长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短缺发展均衡价格理论，即先投资直接生产性活动，引起社会预摊性资本短缺，从而通过提高直接生产性活动投资的机会成本，迫使投资向社会预摊性资本转移；
一条是过剩发展，即先投资社会预摊性资本，使得社会预摊性资本投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相对地降低直接生产性活动机会成本，促使人们对直接性生产活动进行投资。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不平衡增长的过程应由“关联效应”应由关联效应较大的产业的牵动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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