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安徽寿县人，大无畏的抗战烈士，是动乱中国中保卫家园、抵抗侵略的革命战士。
他是江苏无锡人，中国最有学问的经济学家，被作为“中国的利别尔曼”，设立了中国最高的经济学奖中国修正主义，多位领导人曾获此奖项。
他们是两个人，却一直在用着同一个名字，前者默默无名，几乎无人知晓他。后者却以这个名字作为延续，延续一个生命的存在。
这个名字叫做孙冶方。
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创立人、著名的经济学家。
然而溯源而看，却是带着浓浓的情谊，一个姓名在两个灵魂之间的缠绕。
一个名字，却是革命时代最深厚的情谊
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孙冶方是一个笔名，原名薛萼果。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却鲜有人知。
孙冶方，安徽寿州孙家的子弟。也是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的学生，被陈岱孙认为最能继承自己衣钵的弟子。
抗战爆发后，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课桌，没有一片可以生存的土地。
那一年，本在研究中国经济的他选择了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之中。
在抗日的战场之外，他遇见一个同为保家卫国的战友，同是经济学的爱好者，因为共同的兴趣，又志同道合，他们成了以生命为依托的好友。这个人叫做薛萼果。
孙冶方对薛萼果说：“抗战结束，我还要继续研究我的经济学，或许我的研究会在中国掀起一场论战。”
那篇未写完的论文，薛萼果看过多遍，这凝聚了战友十年的学术报告或许将是经济学的一次战争，而现在，他们都被该死的血肉战场围困着。
在无情的战争中，孙冶方最终英勇牺牲，独留下需要赡养的老母和未发表的经济学论文。
而薛萼果选择了承担战友的一切遗志，很难想象到当时的薛萼果承担了多大的悲伤。
他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孙冶方的母亲找到，并以孙冶方的名义写信、寄钱，并联系当地的中共组织人员给予帮助。
一直到孙母去世，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赡养自己的则是一个不认识的，不是自己儿子却胜似儿子的陌生人。
薛暮桥与孙冶方
为战友发表论文，他开始替战友活着
如果说，赡养战友母亲，代替战友活着中国修正主义，那是默默的，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在薛萼果的心里，还装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战友的学术论文。
他按照战友的草本，进行了部分的修稿，按照孙冶方的思路完成了这篇经济论文，并以战友的名字孙冶方发表。
那时候的薛萼果只是简单的想着替战友完成遗愿。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当年战友的话一语成箴，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经济学术界的纷争，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孙冶方是谁。
在当时，经济学人才也是国内稀缺的人才。
薛萼果最终被组织找到，并将他调到经济岗位上工作，在薛萼果的心里明白，一切都是因为那篇论文。
他决定以“孙冶方”的名字，继续在经济学的领域奋斗。
日后的薛萼果以孙冶方的名字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地位至为尊崇，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便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甚至在国际社会主义经济学界，他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1978年11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
这时，带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
现场一阵惊喜，东欧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平定上海金融风波，他提出宏观调控
1949年5月，被解放军攻占的上海曾经陷入极度的经济紊乱，孙冶方和另外一位财税专家顾准，进行了铁腕式的治理，孙冶方主管工业的复兴，顾准则着手重建业已瘫痪的征税体系。
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竟以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让国内外都很惊讶的“上海奇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孙冶方发现了计划经济制度的致命缺陷。
在他看来，这个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对价值规律的漠视。
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他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这一观点让他在反右和文革中裁了跟头，但在改革开放中却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宏观调控。
“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
1962年，孙冶方与左派理论家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严重的书面争执。
孙冶方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划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
孙陈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冶方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
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
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
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
人生能有几个7年！孙冶方却在秦城监狱中，用这7年，用腹稿形式，写下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那真是难呀！
一章有分析、有见解的腹稿写完了，再去构思下一章时，已经做好了的文章会全部不翼而飞。
只好再作第二遍、第三遍。他以惊风雨、泣鬼神的毅力，前后共写了八十五遍。
从古至今，从结绳记事到拼音文字，曾有过人从事过这样宏伟的事业吗？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他治学态度严谨，勇于坚持真理。他的优良学风，为学术界所称颂。
为纪念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由姚依林、宋平、谷牧等55人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后更名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评奖活动从1984年首次评奖起，每两年举办一届，其中，多位获奖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目前已在重要领导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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