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足球队老板是谁-过半中超球队欠薪，中国足协允许“先开赛，后还钱”

“上个月办退税，App提示俱乐部去年没有帮我代交税，无法退税。”杜禹辛在电话里说，“去年球队连社保也不给我交。”

他已连续两年遭遇欠薪。2020年，他在一支中甲球队被欠薪十几万元。2021年，他在河北一家中乙俱乐部踢球，又被球队欠了7个月的薪水。

杜禹辛的语气既愤怒，又有一丝无奈。过去两年间，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面临大规模欠薪危机，球队股份制改革陷入停滞。

2022年新赛季前夕，中国足协放宽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准入门槛，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

4月3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称，由于疫情、经济和投资人主业发展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存在欠薪事实的俱乐部，在提交欠薪解决方案后，可被中国足协有条件授予准入资格，并附上了三级职业联赛准入名单。

足协将欠薪分成三个阶段责成俱乐部解决，2022年12月31日前，俱乐部需解决全部欠薪问题，否则将给予俱乐部联赛罚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职业联赛资格的处罚。如果被取消准入资格武汉三镇足球队老板是谁，意味着俱乐部不再被认可是职业球队，需要从业余联赛开始，一级一级往上踢。

新规之下，俱乐部即使欠薪武汉三镇足球队老板是谁，只要提交解决方案，中国足协便可放宽准入，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事实上，中国足协对联赛准入一直都有严格规定，特别是针对俱乐部工资发放情况。

早在2004年，中国足协就做出规定，要求三级联赛俱乐部在新赛季开赛前，提交上一年度教练员、球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确认表，须每人签字，对未提交及存在拖欠款项的俱乐部，不予注册。

2020年5月，中国足协官网显示，因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且无法解决，取消了11家俱乐部注册资格。

“当时足协对欠薪问题容忍度低。如果再给俱乐部半年时间，没准我们就缓过来了。”王家伟在电话另一头感慨。他曾担任一家中甲俱乐部总经理，这家俱乐部因欠薪无法获得联赛准入，2020年5月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

“足协领导说要保护球员权益，该罚还得罚，今年必须解决（欠薪问题）。”通知下发当天，中国足协召开视频会议，一名参会的中乙俱乐部总经理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白了还是给各个俱乐部一年时间想办法。”

大面积欠薪难题

中国足协公布的准入名单中，缺少了上赛季的中甲贵州足球俱乐部和中乙四川民足足球俱乐部。贵州队事后表示，“尊重足协规定，并不准备上诉，毕竟有些困难不是单凭俱乐部可以解决的。”

多名足球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贵州队应该没有向足协递交解决欠薪方案，加上此前贵州队因外援欠薪问题被外援告到国际足联，无力支付薪金，国际足联对贵州队做出无限期禁止引援处罚，投资人没了兴趣。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求证发现，目前中超18支球队中，仅有8支球队不欠薪，分别是成都蓉城、浙江队、梅州客家、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河南嵩山龙门、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

公开资料显示，上述前四支球队2022年刚从中甲升入中超，后四支球队股东中均有国企身影。

有的球队即便有可能获得准入资格，也无力参赛。中国足协发布准入名单后，中甲的青岛足球俱乐部就传出消息，不提交参赛确认函参加中甲联赛。

“球队经济上有困难，继续投入需要不少资金，现在球员也没有集中，球队老板和投资人还在商量，参不参加中甲联赛，存在变数。”青岛队一位高管向南方周末记者无奈表示，“剩下两三天交确认函，一直在开会商量。”

王家伟2021年来到一家中乙俱乐部担任总经理，球队并没有欠薪压力。他给出的办法简单粗暴——“降薪”。王家伟把球员工资划成三档——2000元/月、5000元/月、10000元/月。踢了一年，球队顺利保级。

“我们主要找20岁左右的年轻球员，今年加大投入，拿到月薪一万块的有好几个球员，去年最高工资八千块一个月。”王家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一位在中乙联赛踢球的运动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目前中乙球员中，一个月工资最高三万元左右。几年前，中乙球员拿三四万元一个月比较普遍。

球员大幅度降薪是足球俱乐部在财政困境下的必然选择。其中包括中超八冠王——广州队。

改名前，广州队的名字是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2022年2月，广州队发布通知，规定球员薪资方案。其中一线队最高工资为60万元/年，且限定只有三人。梯队、预备队工资在3.6万元/年至30万元/年不等。

与几年前在转会市场的阔绰出手相比，广州队实属“断崖式降薪”。

2010年，恒大集团收购原广药队，改名广州恒大，斥巨资投入足球，被认为是职业足球“军备竞赛”的开端。随后，通过重金买下球员聘请外教，恒大拿下八个中超冠军、两个亚冠冠军。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广州恒大签下哥伦比亚球员马丁内斯，向马德里竞技队支付了4200万欧元（约合2.9亿元人民币）转会费，创造了中国足坛转会费历史。

徐之飞曾担任一家中超俱乐部的总经理，和恒大集团高层有过多次接触，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广州恒大策略就是买到最优秀的球员，“坐板凳也得在广州恒大替补席坐”。

仅马丁内斯一名外援的转会费，就是2022年广州队75名球员（含梯队、预备队）工资收入的24倍。

然而，即使拿到准入资格、做好球员工资的成本控制，俱乐部也面临不知何时开赛的窘境。2021年4月20日，中超开幕。中甲、中乙在当年的最后一个月内相继开赛，中超多年来首度出现“跨年”赛季，2022年1月才结束2021赛季全部比赛。

“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什么时候集中，在哪里比赛，赛程怎么样，是赛会制封闭比赛，还是恢复主客场制度。”一家中甲俱乐部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球员仲裁难

中国足协放宽俱乐部准入门槛，给予球队更多时间筹措资金，但许多长期遭受欠薪的球员，并不认为会因此收到被拖欠的工资。

“俱乐部今年不给钱，最后解散，钱就还不上了。”杜禹辛连续两年遭到欠薪。他担心俱乐部会破罐子破摔，不还这个钱。2021年，杜禹辛在河北卓奥足球俱乐部踢球，球队长期欠薪，有工作人员就拿了14天工资。球员中，还有人靠着小额贷款度日。

针对欠薪问题，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河北卓奥总经理王纯，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复。

为获得转会机会，许多合同期内球员，干脆放弃被拖欠的工资，换取一个“无薪资纠纷”证明，寻找一个更好的下家。杜禹辛等已经离开原俱乐部的球员，只剩下两条路：一是等，二是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2021年，足球报曾揭秘不被外界熟知的足协仲裁委。中国足协仲裁委由10位法律界专业人士组成，全部来自足协以外的单位，属于兼职工作，唯一收入是完成裁决书后的几百元津贴。

杜禹辛曾试过在中国足协官网向仲裁委提交材料，“第二次登陆，账号就被封了”。南方周末记者连续多日拨打中国足协仲裁电话，一直显示“正在通话中”状态。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徐旭东律师，专注劳动保障领域多年，曾负责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工作人员与俱乐部之间的欠薪纠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体育仲裁，不具备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你可以扣分，限制俱乐部参加比赛，但你不能把俱乐部资产扣下来，仲裁委没有这个权力”。

此外，中国足协仲裁委的管辖范围，仅限于中国足协的会员机构。中国足协仲裁委主任范铭超曾公开表示，“一旦其中一个主体不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中国足协也就不再具有管辖权。”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大连超越足球俱乐部拖欠前队员董志远70多万元工资奖金收入，董志远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但中国足协回复称，大连超越无法获得准入资格，不属于中国足协会员，建议向法院起诉。

董志远遂向法院申请劳动仲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援引体育法中“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仲裁”，驳回起诉。董志远上诉至大连市中院，遭到驳回。

随后，又申诉至辽宁省高院，辽宁省高院在民事裁决书中写道，“大连超越虽然未通过中国足协注册，双方纠纷发生在大连超越丧失注册资格之前，应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受理。”再度驳回董志远申诉请求。

“俱乐部工作人员可以走劳动仲裁，但俱乐部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有法院认为可以按照劳动关系进行处理，进入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但也有法院不认可。”徐旭东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他曾向南京地区法院咨询，俱乐部与运动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但并未得到明确答复。

如何填补球队历史负债？

为了缓解俱乐部资金压力，中国足协正推动球队进行股改。

2022年1月，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作中国足球协会工作报告时谈到，积极推动完成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优化产业政策和市场收益分配机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职业俱乐部收支基本平衡。

过去十余年间，俱乐部股份结构单一，承接这一轮足球俱乐部巨额投入的企业，大多来自地产领域。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16家中超俱乐部的投资方全部涉及房地产，包括商城、房屋和土地开发业务。

2019年开始，央行收紧房地产领域贷款，公布房地产企业“三条红线”，投资大、回报少的足球产业，成为缩减预算或率先砍掉的板块。

王家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1年他负责运营一家中甲俱乐部，投资方要求他们把运营费用降到3000万元人民币。而在2018年，球队运营经费在3亿元左右。

2020年年底，中国足协开始实施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政策，“恒大”“富力”“绿城”等企业名称，均不能在俱乐部名称中出现。中性名政策在国外职业联赛中执行多年。这一政策让投资足球带来的广告效应迅速消减。

徐之飞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有个投资中甲的老板，因为投资球队影响高管分红，他顶着压力投资十几年，最近几年每年都投几千万，球队一直不欠薪。但中性名政策出来后，人家一看品牌价值都没了，和高管也没个说法，“现在不打算玩了”。

投资人想撤，但要找到接盘者并非易事。据多位俱乐部高管介绍，股改更多是通过地方政府，邀约国企参与投资。

2022年3月，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公众号发布公告称，大连市管理团队将接管大连人俱乐部。此前负责运营的万达集团，将承担俱乐部过去二十年的全部历史负债，以及未来三年俱乐部运营费用，总成本约16亿元的青训基地，也将无偿进行捐赠。

但很多投资人并不具备万达的承债能力。比如青岛足球俱乐部，就正陷入“三角债”泥淖。

2022年3月，青岛足球俱乐部曾撰写过一份俱乐部情况说明。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文件显示，2015年，黄海集团从前股东手中接手了青岛队。三年后，前投资人的债主登门，俱乐部才知道自己背负着遗留债务，“过去几个赛季，俱乐部疲于应付巨额债务官司，俱乐部银行账户被查封”。

“球队工资卡都是用其他公司账户开的。”青岛队一位高管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前股东承诺解决历史债务，但一直未能兑现。”

对其他球队来说，沉重的历史债务，是股改的最大“绊脚石”。一位参与深圳足球俱乐部股改讨论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深圳队股改最大困难是账面上35亿元负债，谁接手，谁就要把这笔账填掉。”

据足球报报道，另一支即将完成股改的球队是广州城队（前身为广州富力），新投资方为广汽集团。接近交易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广州城队账面负债仅为3亿多人民币，实际上来自富力集团的拨款。双方正在协商处理这笔借款。

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赛季，杜禹辛留在山东一家中乙俱乐部试训，与曾经的对手和队友竞争一个留在绿茵场的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王家伟、徐之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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