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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马春晖，张家川人，男，回族。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学术刊物发表《从张家川马家塬发现战国墓地再探西戎》、《为使则重为官则轻—唐代使职差遣制度初探》、《孟浩然诗集版本比较研究及其评述》、《张家川花儿略谈》等论文二十余篇。代表作《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儿全集》《家川花儿研究》文学作品散见于《中国民族报》、《甘肃文艺》等。
摘要：2006年8月，在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村发现战国墓葬群，“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来看，此墓地有着浓烈的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和特征。”[1]墓葬群的数量大，出土器物规格高，为我们重新认识活动在甘肃省东南部和陕西西部相交接的西戎增加了有力的考古学资料，也解决了历史关于秦之崛起的许多悬疑，从出土器物的纹饰风格上，有力的证明了秦文化的共融性，佐证了先秦时期张家川县及其周边地区是西戎的活动中心区域。
2006年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经甘肃省文物局与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已经遭盗墓破坏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村古墓群做了抢救性发掘。“共抢救发掘了三座墓葬，出土金、银、铜、措金银铁、包金铜、陶、骨、玛瑙、玻璃、锡质文物2200余件。”“主要器类有鎏金铜鼎、茧性壶、鎏金铜壶……以及各类金银铂花形和动物形车饰，青铜镂空方形和三角形车饰为大宗。”[2]“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来看，此墓地有着浓烈的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和特征”[3]
而马家塬村所发现的戎族墓葬群，在地理位置上恰恰处在这些具有戎族文化的青铜器文化的中心地带，更确切的说是处在与关中诸夏族冲突、交流的前沿阵地，且出土遗物数量大、规格高。因此，被评为2006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1972年银雀山秦简和1975年睡虎地秦简等为人们解开西戎与秦的历史谜题提供了极大史料。特别是甘肃庆阳发现义渠戎国的城池，引起了人们探讨西戎与秦之崛起的高潮。马家塬西戎墓葬群的发现，可以说是考古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对史学家关于先秦之崛起释疑解惑。马家塬墓葬群的发现，丰富了人们研究先秦时期西戎的的活动范围和最终去向的考古学资料。理清西戎在先秦时期活动的中心地带，对我们研究与西戎有关的周、秦的兴盛地望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马家塬出土狮虎金车饰
一 、西戎是戎族的一支，西戎是确定的族名称谓，不是泛称。西戎起初可能是戎族中最具实力的一支，有具体的活动范围，其势力范围对周的影响巨大，后来由于自身的社会组织部落制阻碍了其发展，特别是在与秦的战争中，分成两支（义渠戎和绵诸戎），随后两戎族征战，又与秦征战，逐步衰落、分解、融合，部分西迁才使其活动地域在汉史以后资料中记载笼统，成为泛称陇西以西诸民族的代称，甚至戎狄混称。西戎就是以西来命名的，和先秦时的西犬丘之“西”，西垂之“西”以及很多带“西”字的地名涵义应该是相同的。
此“西”在三代中期到后期开始时，是一个确切的地理范围，而不是陇山以西的笼统提法。笔者认为，这里的“西”不是后来的广袤的西部泛称。在当时的文献中，东西南北方位命名，应该是当时人们确切的地理范围，超出东西南北地理认知范围的，在当时文献中都是以大荒等词来定位，而不用“西”字。“西”成为泛称，那是后来语义的延伸。我们可以判断，“西”在当时的地理范围是可知的，应该是半环陇山地区（包括甘肃东部与陕西西部交接区内的陇县、礼县、西河县、清水、庄浪、张家川、秦安、甘谷、天水市大部等）。因此，西戎当为确属的戎族一支。后来西戎沿汧渭两水中间发展，与秦或战或和。
戎、狄诸族同华夏族一样，很早就活动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人们通常对戎和狄这两个族群合称，指其以诸夏族为中心而环居四周的民族。因此上过去认为戎和狄是一个民族，但随着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戎和狄是不同的两个族群。
关于西戎，以前有一种误解，认为西戎是泛称，不是某一特定的族称，但根据二重证据，从仅存的古文献和近几十年来地下考古发掘的资料相结合来看，戎族在华夏西部相当复杂，戎族也包括许多种族，其中西戎当为确定的一支，西戎是特定的族称，不是西部的戎族的总称。
首先从甲骨文及其文献记载来看，“戎”出现的很早，而狄出现的较晚。也就是说对戎族的认识早于狄族，这符合人们由远及近的认识规律。甲骨卜辞中的“戎”字和商周金文中的“戎”字基本相同，从字形看，为人执戈站立状，《说文解字》说：“戎，兵也，从甲。”[7]像戎装持兵器的人。“狄”字在文献中出的很晚，李孝定先生在考订殷墟第三期甲骨甲编1031片文中，发现有“狄”字，并引用屈鹏说：“狄从犬，大声，疑是古狄字，《说文解字》谓：‘狄，从犬，亦省声。’从而隶定‘狄字从大不从火……狄殆即犾之讹”。[8]因此《说文解字》曰：“狄……本犬种。”
从甲骨文以及《说文解字》对“戎”、“狄”的不同记载和训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至少在殷商时期，戎和狄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族称。成为“从事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生活的一个种族的不同支系的部族。”[9]戎族可能是半农半畜牧的生产经营模式，而狄族则是纯粹的游牧民族。
特别是戎族，在春秋文献中记载就有很多种落：山戎、北戎、阴戎、骊戎、西戎、无终戎、蛮氏戎等等。这些文献记载，西戎与其他戎族属于并列关系，戎族“在有一些地方，他们甚至与周人相邻，活动在周人活动的中心地区——黄河中游地区，例如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的东部地区”。[13]《左传》：“哀公十七年，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问之以告……”。[14]就是周族与戎族交错分布，互为邻里的真实写照。戎族他们往往随地命名。
与由此可见，在先秦人们的眼中，不仅戎和狄是有区别的，而且就戎和狄还很细致的区分了不同的支系。至于后来，人们常常以戎狄合称来泛指中原辐射以外的四方诸夷，并且戎和狄可以互称互换。出现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是戎、狄在与周、秦族的战争中形成的。一方面，伴随着战争的开疆拓土，接触到了西北大漠里更多的游牧民族，视野扩大，一时难以细细区分。另一方面，每次战争的结果，使得戎、狄族部分支系被融合到华夏民族中，部分不得不继续西迁。单就戎族来说，由于粗放式的农业和以畜牧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在被征服的过程中，一部分很快能适应中原农耕文化，融入到周、秦族中，这就是为什么周、秦族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以小帮国而入住中原的原因；一部分则被迫西迁，与狄（游牧生产方式）或以西更远的族群融合。这样一来，戎狄合称成为泛指，或者戎即狄的认识就自然而然了。
西戎是戎族中重要的一支，在先秦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一支。有自己活动的中心区域，不是笼统的指代陇西以西的戎族，应当和陇西以西的戎族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西戎在先秦早中期，应该是确指戎族中的一支。
戎人复原图
《诗经·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15]毛传曰：“西戎板屋。”孔《疏》曰：“《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故秦《诗》云：在其板屋，言西戎板屋者”。[16]很明确，给我们一个信息，以板为屋，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区别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的生产方式“可能是一种复合经济，即以粗耕农业，其特点为兼营畜牧游牧、狩猎和采集”。[17]王国维说西戎“其族西自？陇，环中国而北。”[18]“其族西自汧陇”其实就是西戎在三代时的活动中心区域，“环中国而北”则正是三代之后戎狄融合后的情况。
能说明西戎确有其地，还有庄公伐西戎的一段金文可以佐证。在传世的不？簋中记载：“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驭方玁狁（西戎别称）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迫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女（汝）御追于略。女（汝）以我车宕伐玁狁于高陶，女（汝）多执首执讯。”[19]
大意是：秦庄公与伯氏受周王的命令去伐玁狁，一只追到“西”南蛮北夷东狄西戎，大获全胜，伯氏回朝报捷献俘，而秦庄公又继续追击到“略”，并又有斩获。其中的“略”作为地名首次出现在不？簋文献中，而后世却一度无考。1989年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出土了7块绘制在松木板上的中国最早的地图，据测定“在公元前300年以前”[20]在第一块地图中，注明了10处地名：“封、邽丘、略、中田、广堂、南田……”[21]专家考证认为：这里记载的“略”，就是后来两汉间的略阳道，其地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东北九十里的略阳川水南岸台地上的陇城镇一带。”[22]明确了“略”的地理位置，我们就能很好的理解“西”的地理位置了。“西”在“略”的东南方。是西戎活动的中心，而这里的戎族也随地命名（随地命名是先秦戎族的习惯，已有学者考证，此不赘述。）称西戎。西戎的活动范围离不开半环陇山这一地区。而从张家川马家塬发现西戎墓群来看，其活动的中心区域应该就在这里。
商代晚期，史书就记载秦祖开始在今天关中以西“在西戎，保西垂”后来“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孝王召使主马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赢”[23]《孟子·万章下》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24]既然秦邑方不足五十里，又和西戎相邻。马家塬发现西戎墓群，和张家川县城东南瓦泉村发现的秦亭就可以互相印证。
近年来，在半环陇山地区内不断发现西戎墓葬就非常能说明此问题。从发掘遗物来看，西戎已经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生产方式。既有游牧民族的剽悍，有吸收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一时间强盛起来，成为周、秦族征伐、拉拢、依靠的原因。周人吸纳西戎后才以“小邦国”的身份灭掉“大邑商”，秦穆公霸西戎后，才迅速崛起，灭六国，建一统。
二、确定西戎活动的中心，对史学界一直有争论的“西陲” 、“西犬丘”等地理位置到底在何处，有了新的参照。从近年来围绕半环陇山地区（包括甘肃东部与陕西西部交接区内的陇县、礼县、西河县、清水、庄浪、张家川、秦安、甘谷、天水市大部等）发现大量的戎族墓葬群，可以印证笔者关于“西”的提法。特别是在张家川马家塬发现大规模，高规格戎族墓葬群，对确定西戎活动范围具有重大意义。马家塬位于半环陇山的中心，确定了西戎活动的中心，我们可以试探性的质疑西陲，西犬丘的地理位置。
首先，在当时的地理环境中，秦作为最初的附庸，地理范围十分狭小，在今天张家川县瓦泉村，筑城是为“西垂宫”这从当时文献中可以印证，笔者再不赘述。笔者认为，秦为附庸，其附庸国的半径在十公里范围内。周分天下万国，万国虽是夸张的之说，但说明当时封国数量十分巨大，秦作为附庸，其地位和领地更小，只是有了自由耕种放牧的一块土地而已，地理范围不会超出半径十公里。当时文献记载秦与戎杂居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据此十公里范围内发现马家塬西戎墓葬，从考古学得到资料更是有力的印证了这点。秦作为附庸，起初未被周王室重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周王室封秦做附庸，除了嫡亲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可以从这段记载中看到：“孝王欲以为大骆立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祠，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35] 周王室封秦为附庸，其主要目的是“以和西戎”。
为什么秦能和西戎呢？以一个小小的附庸用兵强大的西戎，显然是以卵击石，周宣王命秦仲伐西戎，秦仲被西戎所杀从这点就足以说明当时的西戎十分强大。但周王室又为何十分信任秦能和西戎呢？笔者认为，秦能区别其他诸侯国而和西戎，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秦一开始就和西戎杂居。其主要表现在秦与西戎的联姻和秦与西戎的攻伐上，秦从一开始就和西戎姻亲交错，现在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地下考古发现，都充分证明了秦与西戎和联姻从底层平民到高层贵族，是十分频繁的显现，以至于秦用法律来规定“夏子”“真臣邦君公”等因联姻产生的社会问题。其次是战争。西戎随强，但西戎在当时其社会结构仍然是内部以部落而联合，秦正是利用这点，通过战争，强行将西戎逐渐融进自己的统治，迅速的壮大了自己的人口基数。
正是基于这两点，秦在初期其活动范围十分狭小，而其居所最初的“西陲”“西犬丘”应该也在这一区域内。“西陲”超不出现在的张家川秦家塬范围。“西犬丘”超不出现在张家川平安牧场范围。秦中后期，“西陲”和“西犬丘”的概念区域逐渐扩大，甚至翻越了关山，到达陇县，并筑成。这是符合秦的发展壮大规律。
腰部随葬品
三、西戎的盛衰与瓦解。西戎在我国历史悠久，有史可考，有物可证。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晚期就居于“陕西泾水上游，接近于甘肃东部的子午岭为界”[25]因此上有人认为戎与华夏诸族皆源于皇帝族。[26]“中国古代的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民族集团一般认为在皇帝时代就形成了。”[27]
大约在殷代中后期，我们就能看到戎与夏族的战争。甲骨不辞中常常出现：“己酉卜，贞：雀往征犬，弗其，十月。”（卜通543，铁181.3）大意是殷族伐戎，没有成功。戎与夏族之初，多战争，其实是两种经营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夏以农业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农业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迫使夏族不得不开疆拓土。另一方面，戎族以畜牧兼营采集的生产方式已经很强大，处在戎、狄、诸夏族交错分布地带，随着人口的增多，内部已经很难满足日益出现的阶级私有欲，以期望不时的掠夺来做补给，因此上战争就不断了。做为戎族的一支，西戎正是处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冲突、交汇的地带。《后汉书·西羌传》说：“（夏）后桀之乱，畎夷入居分岐之间”。[28]即关中西部(包括张家川、礼县、秦安、清水、天水部分地方)。
殷晚期，西戎非常活跃，实力已经很大，畜牧兼采集、游牧塑造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又从西方社会中得到了铸造青铜兵器的技术。接近关中农业区，粗放的农业经济，固定的活动范围，刺激了人口的繁衍。成为殷王朝用来打压周人的王牌，受殷王倚重。而此时周族只能力求保存实力“踰梁山而避于岐下”
克商成功后，西戎部分已经融入到周族，成为华夏族成员，居住在中原一代，部分诚服与周，被周又放逐回到到陇山周围。这也正是这一段时期，突然西戎不见与史册记载的原因。然而，周在联合西戎，推翻商建立周之后，对西戎又做了遗弃。“放逐泾络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29]这对西戎来说是不公平的，西戎和周的关系越来越远。《史记·秦本纪》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有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30]
西戎的衰败应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825年，秦仲伐西戎，被西戎所杀，这时的西戎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770年，进入东周，周平王看到秦抗拒西戎的重要性，封秦襄公为诸侯，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秦正式上升成诸侯国，建立了秦国，都城“西垂宫”。（今天甘肃省张家川县瓦泉村）在地下考古发现缺少时期，史学家大都认同，秦在建国时已经拥有“岐以西之地”的大片领土。
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659至公元前620年，即秦穆公时期，消灭了陆浑之戎，解除了秦东边的威胁。秦穆公重用由余，发动了对西戎的最后一战，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虽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近年来，随着在甘肃东部与陕西西部交接处这一区域内（包括张家川、秦安、清水、庄浪、陇县、礼县、西和县，天水市等）。考古发掘战国古墓群，特别是马家塬西戎墓葬群的发现，让我们研究华夏族源、周、秦、西戎史有了更多的考古学证据。马家塬西戎墓葬群的发现，让我们再次认识先秦时西戎有固定的活动中心区域，有助于研究与西戎始终相伴的夏族、商族、周族、秦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族源和民族融合问题。再一次佐证了“泾渭流域上游的平凉、庆阳、天水地区，是周秦文化发祥地，也是戎、狄、羌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地下留有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化已存。”[34]
四、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葬群，当属西戎里的绵诸戎。
从战争角度来定位：绵诸戎和义渠戎是西戎里两支实力相当的部落。绵诸戎夹在秦与义渠戎之间生存。因此上，绵诸戎是与秦关系最密切，既有大规模的战争，又有广泛的联姻联合。
绵诸戎的消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与秦的战争和联姻中，相当一部分融入到秦；二是在与义渠戎的长期战争中逐渐实力下降，最终被秦彻底收编。这个时节点应该在公元前470年至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70年，绵诸戎与义渠戎发生了一场战争，迫使绵诸戎向秦求援。在公元前457年（秦厉公二十年），秦乘机扫除了剩余的绵诸戎，为公元前444年，秦征伐义渠，俘获义渠王，拉开秦与义渠戎之间战争的序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义渠戎一度势力壮大，公元前430年“义渠伐秦，侵至渭阳”[36]即一直打到渭水北岸。公元前326年，秦惠文王乘义渠戎发生内乱出兵义渠，至公元前314年重挫义渠戎，义渠戎向秦称臣。从以上战争的角度，张家川马家塬出现大规模高规格的具有西戎墓葬特征的古墓群，绵诸戎的当属可能性较大。马家塬处于秦的核心区域，只有最先融入到秦的绵诸戎，才能享有在此一百五十余年的生存环境。
从文献地理上定位：天水有绵诸道。“绵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里，汉绵诸道，属天水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相关信息有：《水经注·渭水》记载：“清水又西南得麟诸水口，其水导源西北诸溪。东南有长思水，水北出长思溪，南入绵诸水，又东南历经绵诸道，故城北，东南入清水。清水东南注渭。”这里的清水就就是今天的牛头河，（张家川县在1953年前属于清水县管辖）
从《水经注·渭水》的这条描述中，至少我们可以把绵诸戎圈定在现在的清水县，张家川县相交一带。绵诸城在秦州秦岭县北五十里，绵诸道正是这一相交区域。
从考古学上定位：张家川马家塬发现具有鲜明西戎特征的墓葬群，足以说明南蛮北夷东狄西戎，绵诸戎的活动范围距此点半径不会太远。马家塬距离秦的“西垂宫”也不会太远。而距离马家塬墓葬群十公里的张家川瓦泉村，就是秦得附庸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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