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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其中的插图眼睛无神，毫无美感，引来多方吐槽，虽然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回应称：已着手重新绘制有关册次数学教材封面和部分插画，改进画法画风，提高艺术水平，充分发挥教材封面和插画的育人作用。但网友们并不满意，他们质疑的是，为什么这么低端、粗劣的插画，经过了权威部门的审批，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曾当过小学老师和小学校长（主事），常自称只是个“老师”，很多人也用“教员”来代称他。他在一师学习，以及毕业后担任小学老师和校长（主事）期间，也曾撰写过小学教材的教授课纲案，在办工人夜校时，专门编写过教材。那末，毛泽东是怎么编写这些教材的呢？
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作为教学实习工作，为一师附小编写了国文科二年级的《国文教授案》，所谓“国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在这个教授案中，毛泽东以教材第四册第十课《衣服》为例，对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统筹和细分。这篇课文讲的是“怎么制作衣服”，毛泽东先从“认识生字”出发，标注此篇课文的生字认识为“个、行、齐”三字。然后节选出原文中“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段落，从文法上，对其进行分析，指出这段课文可以“区分段落”、“变更顺序”、“增减字句”。
毛泽东接着以“制衣”文为范例，要求学生仿写。并因材施教，指出，对于那些“高材生”，应以“制伞”为例，并自己在课文后，做了一篇范文：“制伞之料，或用布，或用纸。布价贵且不便风雨，故常用之伞，宜以纸制之。”而对于那些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毛泽东以“井栏之料”，出了个题目，希望这些学生写一篇怎么制作“井栏”的短文。
接着，毛泽东在教案中提出，应该“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也就是说要教授学生们课本以外的知识。他写了三个方向，分别是“一、提倡俭德（用布不用绸）。二、奖用国货（中国布）。三、补说毛织物（羊毛、牛毛、猪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教材的发散性和诱导下思维是很推崇的。他从简单的“制衣”，衍生出“勤俭节约的美德教育”、“提倡用国货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通识教育”。
最后，毛泽东又将这篇语文课文，转为数学教学的课案，提出这篇课文中有“名数加减”之法，并列了诸如“白布八尺，青布九尺，共布几尺？”“纸十六张，用去七张，余若干？”等五道计算题。不得不说，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杰出的“教员”，他对教材的文案编写、教育方法、教育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让学生通过教材，不仅仅只是学到知识，更学到了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
1918年至1920年期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多所工人夜校。1918年3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第一师范学友会《夜学招学广告》，广告说，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 ，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创办夜校是需要教材的，很显然，这些教材都是毛泽东亲自编写的。1925年3月，毛泽东回韶山期间，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和授课教材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后来，毛泽东在瑞金和延安时期，在创办的各类学校时，对教材的编写工作，也极为重视，教材都是亲自审定，甚至有一些教材就是毛泽东自己编写的。
1948年底，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垮台的临近，创建新中国指日可待。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建国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问题，他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从上海、香港等地，将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有着丰富经验的教科书编写专家接到华北解放区，着手筹划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要培养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不能继续沿用“民国时期的旧教材”，必须“另起炉灶”。几乎与新中国成立同时，新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对旧有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包括旧有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和发行机制，首次明确教科书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推进。
1950年12月，承担全国中小学统编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担任社长，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编写第一套教科书时，吸取了三个方面的经验，分别是“解放区的教科书”、“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以及“苏联的教科书”，以此为基础，进行新版教科书的编写。1953年5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套。”在毛泽东看来，编写中小学的教材，是头等大事，宁可把别的工作“缩小”，也必须抽调大量的专门人员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组部很快调集了大量的编辑人员，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这批人员一共有两百余位，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其中包括吕叔湘、吴伯箫、戴伯韬、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陈乐素、张毕来、邱汉生等知名学者，在这些学者中，就有不少的美术家，他们负责插图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就是长期从事教材编辑出版工作的教材编写大纲，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团队，有的人负责总揽大纲，有的人负责选编课本，有的人负责绘制插画，分工明细，绝无“承包和转包”，这都是一流的学者和人才，他们编写出来的教材质量是有保证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自身的师范背景，以及在后来的工作中教材编写大纲，曾多次负责或参与各类学校的教材编写工作，可谓是经验丰富。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安排下，招揽了各领域杰出的人才数百名，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中来，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各领域精英广泛参与，所以诞生了好几个版本的教材精品，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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