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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属马。《诗经·小雅·吉日》有这样一句话：“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唐代孔颖达的解说是：“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就是说，选择午日为“既差我马”的吉日，只是由于十二生肖午属马的缘故。宋代王应麟将此举为“午马之证”。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庚午对马，不过是偶然的巧合。
马为六畜之首。马的驯化家养，在六畜中却大约是最晚的。一般认为，将野马驯化为役畜，是父系社会时的事情，最早始于龙山文化时期。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人们已开始养马。许多古籍中有“相土作乘马”的记载。历来讲述上古史，以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作乘马就是发明用四匹马驾车。这反映了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商部落畜牧业的发达。后来，相土的后代打败夏桀建立了商朝。甲骨文中已有“厩”字。《管子》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养牲畜，“皂”是喂料的槽，“牢”是圈。
在漫长的岁月里，马不仅是拉车的畜力、代步的坐骑，其本身还是文化载体。有副春联，是供农历马年选用的：“骅骗开道，骥骥呈材。”八字联语中，“马”偏旁的字占了四个，语出《庄子·秋水》“琪骥骅骚，一日而千里”。汉字对于马类称谓区分之细，可令其他动物望尘莫及。仅就马的毛色而言，職色黑，骊色黑，为浅黑，骥为青黑，驿色赤，驗色紫，骓黑白相间，暇赤白杂色，为黄白色；此外，黑白杂毛曰辆，黄白杂毛曰胚，青白杂毛曰聰，骠为黄色有白斑之马，驷为浅黑杂白之马，骗为黑鬣黑尾的红马……这些方块字，犹如五光十色的宝石，其间所凝结的，是古人对于马的观察、描画以至敷彩。这一切，反映出古人对马的偏爱，还体现了古时马在社会生活所占据的重要角色位置。美国汉学家爱伯哈德《中国符号词典——隐藏在中国人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说：“马是中国人生肖中的第七种动物。在中国古代，有许多不同的词，来描述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马。这些词汇的死亡，表明马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此话有理。那些关于马的字和词，以丰富多彩的阵容，显示着古代马文化的博大。
票骗琪骊之类的“马字”，似乎又不只是马的“色标”，而马的精神风貌，古人在端详马字本身时，即已揣摩于心了，这便是许慎《说文》讲到的“马，怒也，武也”。一怒一武，刚健且道劲，凛凛威风，仰天长啸惊天，四蹄掠地无阻。还有那句“马到成功”，浅显而形象，体现了“快马加鞭未下鞍”的狂解突进，和“关山度若飞”的胜券稳操。杜甫《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一往无前的气势，跃然纸上。相传西周穆王远游，出行时取八匹骏马，《穆天子传》记为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疆、绿耳。这一组马之名，透露着体貌与毛色的不凡。到《拾遗记》八骏分别作绝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从名称看，不仅骏马添翼成飞马，而且“超影”“超光”又“逾辉”，简直可望超光速了。
出类拔萃的马叫千里马。千里马的话题讲了几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枝奇葩。《战国策·燕策》载，郭隗向昭王论说人才问题，拿千里马打比方，讲述了千金求骏马、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返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马之至者三。”五百金买下死马之骨，以示渴求千里马的诚心。说买马，讲的是求贤纳贤。相传，燕昭王听郭隗之劝，在今河北易县筑黄金台，招揽贤能。
千里马成为美喻。汉武帝《下州郡求贤诏》，有“马或奔提而致千里”之语。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渴求“非常之功”，故求“非常之人”。只要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在乎他受到世俗的非议，只要是千里马，不在乎它蹶子。武帝曾以千里马称赞皇家后代，《汉书·楚元王传》：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千里驹即千里马，刘德年纪尚小，武帝因而这样夸赞他。
马与龙，传说中的一对双璧。明代小说《西游记》里，唐僧的坐骑白龙马本是一条龙。小说家的这一描写，便有着传统文化的、民间俗信的背景。
吴承恩构思这部神魔小说，人物多涉因缘。唐僧前世是如来佛的二徒，名唤金蝉子，因轻慢教义、不听说法被贬，转生东土，九九八十一难，取经以成正果。孙悟空大闹天宫闯了祸，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成了妖猴。猪八戒本是天河水神、天蓬元帅，蟠桃会上酗酒戏仙娥，被贬下界投胎，身入畜类。沙和尚原为玉帝跟前的卷帘大将，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被贬下界。他们都是观音菩萨相中的人选，在取经西行的路上候着，等待做唐僧的徒弟。取经功成，五圣成真。这五圣，除了唐僧师徒四人，还有白龙马——他成了八部天龙马。
《西游记》讲，白龙马原本为西海龙王敖闰之子，称玉龙三太子。他纵火烧了龙宫的明珠，龙王向玉帝告他许逆。这是死罪，观音菩萨求情，讨他下界，在蛇盘山鹰愁涧中栖身，等唐僧来时化为马，充当取经人的脚力。书中描写龙变马的一幕：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随即变做一匹白马。白龙且白马，因为他出自西海龙宫。依五行之说，西方色白。龙分五色，西海潜白龙。
《西游记》是中华传统文化沃土培育的奇葩。它的人物设置、情节构思，往往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白龙马即是如此。小说第十五回描写，孙悟空对这条“有罪的孽龙”并不认可，观音菩萨开导说：“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这万水千山？怎到得那灵山佛地？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小说第一百回，如来佛为五圣封号，说到白龙马：“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这些话语，如同一个模子扣出，那模子就是中国古老的传说：龙马河图。
龙马河图，是关于中华文化发韧开端的神话。相传八部天龙马，伏羲之时，黄河出现龙马——龙头马身的神兽，马背旋毛如星，组成一幅图，称为河图。伏羲心有灵犀，按照河图上的自然数，创造了八卦。《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出图，即指龙马河图的传说。
《西游记》的白龙马，显然是龙马的翻版。西天如来要将真经颁于东土，前去取经者各有来历，均非凡人。而那经卷，必须由白龙马去驮，方显经之真、卷之珍。
当然，吴承恩创造白龙马这一角色，大约也借鉴了白马驮经的佛教佳话。据史载，汉明帝曾有金佛之梦，由此造使西域，迎进佛教。这是中外文化一次历史性的交流，汉使、梵僧，会合于大月氏国。一方西去寻梦，一方东来宣教，会合后便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到东汉国都洛阳。转年，洛阳修建中国第一佛刹，命名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这白马经，与龙马出河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龙马要高八尺五寸，不是随意标出的尺寸。《周礼·夏官》：“马八尺以上为龙。”《说文解字》也采用此说此解。尺寸多么大并不紧要，重要的是设计了量变与质变——马和龙之间画一条界线。有了这条线，在人们驰骋想象的天地里，要越线过界，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汉武帝得良马，为庆贺此事而创作《太一之歌》八部天龙马，歌中唱“今安匹兮龙为友”，反映了古人的龙马观念。
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个马师皇，相传为黄帝时的马医，汉代刘向《列仙传》说他“知马形生死之诊，治之辄愈”。精于医马的马师皇，还能为龙治病。一次，有龙前来，马师皇说：“此龙有病，知我能治。”于是扎针、灌药汤，治好了病。从此，常有病龙从水里出来，请马师皇诊治。再后来，有一条龙索性驮走了马师皇。明代刊刻《列仙全传》中的马师皇，被刻画为正在给飞龙扎针的图景，身旁卧着马。马师皇传说的文化底蕴，在于反映了古人心目中龙马归一观念。
马化为龙，唐代柳宗元《龙马图赞》说，唐玄宗时，得异马于黄河，有人画下马的样子，“龙鳞、他尾、拳髦、环目、肉鬣”。此马在御厩中饲养近二十年，曾随玄宗封禅泰山。安史之乱，玄宗西逃入蜀，“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去”。不愿再陪伴落难的天子，陆上马变做了游水的龙。
马的典型风格，是它的冲击力、爆发力，它的不受羁绊，它一日千里的狂奔，用一个常用词表示之，就是“烈马”。由马而及火的联想，既生发于驰马剽悍的阳刚形象，也得益于“午”对马形象的归纳和提升。这提升，将马之烈，挂靠于宇宙乾坤的哲学框架之中。请读《元享疗马牛驼经》：
混沌初分，天地始辟，午丑之象，各从天地而生。午者阳火也，应乾象而生马；丑者阴土也，应坤象而生牛……
马和牛相比，在动物习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古人解说这种差异，将其置于天地开辟的哲学范畴，即所谓“午丑之象，各从天地而生”。午马为阳火之象，丑牛为阴土之象，从而注定马与牛不同的习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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