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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在邮件中约定:相聚于布里斯本,一起吃个午餐。
然后我仔细查看了一下他的邮件,他还是用从前发的电子邮件续发新邮件的,还问我能否收到。他说不知道我是否换了邮箱布里斯本,想用旧的邮址试试,看我能否收到。
我当然对他突然发来的邮件感到有点意外和惊喜,但惊喜的成分超过意外,可以说那天我为此非常高兴,特别是他的邮件居然能用旧的邮址送到,而我告诉他我的邮箱是受到黑客攻击废用后重新设置的。
我同时检查了一下上次他发的那个邮件的日期:2014年11月X日,是八年前他退休时同我谈起退休的情况并问我是否也退休了– 我还没有呢!他又谈到退休后已搬到离市区较远的更清净的某的半山坡居住了。
对于时间的飞逝我平时并不察觉,这才意识到刹那间我已经老了八岁!
我放下手中的事,同他继续进行已经中断了八年的电子邮件通话,同时脑中浮现起六十多年前的事。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徐君和我在同一所中学同一个班级 — 上海某市重点中学的高中–同学三年。我俩同岁,那时都才十四五岁,同是班中年龄最小而成绩最好的,又是特别要好的。
我们的邮件对话一直持续了多日,我们还在手机上通话过几次,有时竟能兴致勃勃地谈上个把小时,直到他告诉我已经订了机票和布里斯本的酒店以及大致会到达布里斯本的时间。
我们也自然地谈起起当时班里一些同学,分享所知的他们的情况。
我说到同我很要好的一位叶同学前几年去世了,说这是从我弟弟的朋友,叶在墨尔本的亲戚那里听说的,我为此很感惆怅,记得那时我常到叶君家去一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他也知道这个消息,说叶君是在美国去世的,同他还有些亲戚关系。他告诉我当时的班长石同学去世的消息。我还记得他带着眼镜白皙文气的脸。我提起我听说的班上的地理课代表,一位女同学患癌去世的消息。我猜想,班上也许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同学去世,而我们还活着,而且还又联系上了,多好。
徐君和叶君是同桌,他们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这让我想起我的同桌宋君…… 从复习功课又谈起曾在徐君家一起复习功课的其他同学:梁君、鲍君、韦君、司马君。我们还谈起当时的几位老师。我感到惊奇,居然从来没有谈起过的六十多年前的事,我们都记得那么清晰。
我们也谈到文革时我们各自家庭所受的冲击、平反和我们去世的母亲。我们住得近,母亲们也相识,她们在同一个菜场买菜,经常打招呼,又同样爱好写作并出版过选集。
我们又谈到文革后鲍君、梁君、叶君等相继出国,去美、加留学,以及他们回国探亲时同我们会面的事。然后我们也先后出国留学了……
在同徐君进行电子邮件对话的那几天里,我的脑海里止不住总在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好些同他有关的事。徐君在八十年代初去美国留学,同我告别。
然后我也申请了美、加的大学,但由于家人生病的原因未能成行。几年后我来昆州攻读学位。在攻读期间我获得了布市文法学校的part-time教席。假期中同事布朗开车带我去墨尔本、金矿城班迪哥和阿德莱德等地游览。
布朗和我每到一地都喜欢去当地的大学看看。在阿尔德雷德大学,我竟不期而然地遇到徐君!他告诉我几年前在美国学完硕士课程后,在寻找工作中获得了阿德雷德大学的教席。
分别几年后我们居然在澳洲再次巧遇,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啊。只不过我还在布市格里菲大学读硕士学位,他已经是阿大的讲师了。
此后我们保持着联系,在布市和阿市都相约而遇过。他曾趁来昆大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约我见面,不过我那时还在导师的指导下做一项科研,住在一间安静的廉价公寓,借了一台电脑写科研论文,又没有车,很遗憾的是除了坐在咖啡馆聊聊天没法招待他;他却能在我去阿市时开车来机场接我并带我逛市区和近郊。记得他曾开车带我去德国村,还请我在那里吃了正宗德国黑森林蛋糕,虽然开的是部二手老爷车,毕竟已是有车阶级了;而且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能让我在他家过夜并吃他做的饭。
十七年前的一年的年底,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华文作家会议,徐君也去那里开这个会,在某酒店报到时非相约地相遇。我们在同一间客房住了好几天,一起参加会议,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拍照留念。那是我们都非常怀念的几天,而他也在这次邮件通话中谈起此事:他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在新加坡的活动。
这次难得的事先相约的布里斯本聚会,我当然一定要尽地主之谊,除了请他吃一顿好饭,还要开车带他去布市一些景点看看。正是初春时分,布市有一些值得去的地方,譬如库萨山。作为以前的同班同学,现在的澳洲同胞,用乡音谈谈往事和澳洲的天南地北,应该是我多麽盼望的事啊。
不巧的是,几星期前我感到不适,去看了家庭医生,被告知是患了带状疱疹!我很惊奇,说我曾打过疱疹的预防针,医生说预防针只能管八到十年。我只能按医嘱吃了杀病毒药,然后疹子结痂脱落,又吃了几天止痛药,复诊时医生说我算是恢复较快的,虽然还需要休息。
我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失去这次相约布里斯本的同老朋友老同学徐君的聚会,而他刚刚发来邮件说已经到了黄金海岸,由他做医生的侄女陪伴,几天后就会到达布里斯本住进预订的酒店,会告诉我酒店的地址和到达的时间。
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已经为聚会准备了一份“活动计划”。我也不想瞒他,告诉他几星期前得了带状疱疹。
然后就是不好的消息:徐君说这次我们还是不要聚会吧,他那做医生的侄女告诉他我可能会将带状疱疹传给他,虽然我的症状已消失,但传染性可能依然存在。他的医生侄女说为了谨慎,还是不聚会为好,因为徐君曾告诉过我他因某种疾病致白血球过低,需要吃药并每六周验血一次,检查白血球数量,而白血球过低当然会使免疫力降低。
徐君是个乐观的人,说这次相约布里斯本的聚会吹了没关系,我可能下次会还去布里斯本,或者你也可以来阿德雷德。
我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不过我们都已是八旬老翁了,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患高血压已经二十年,离不开每天服药,膝关节退化致我不能多走路爬台阶,偶尔还会发痛风。他呢,曾告诉过我他眼睛患黄斑,使视力很衰弱,看书都有困难。我担心他会不会失明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健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这次失之交臂,谁也想不到相约布里斯本会无法实现。我想我们心里一定都很失望,不过我们都说下次还有机会相见布里斯本,不是你来昆州就是我去南澳,是真话还是彼此安慰?
虽然我私下曾想,我们各自的前面还有多少的路呢?但乐观的天性马上使我记起一句英语成语:It’s no use over spilt milk.(牛奶已泼翻,哭又何用?)
我此刻想告诉徐君:让我们为“以后还有机会”而努力保养吧。
洪丕柱
1988年留澳获多个学位和专业翻译
曾在昆州执教,著译15部,现澳华作协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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