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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无公益，不长江：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创新力量2023》是长江商学院出版的第6本公益案例集。本书除了长江公益奖的获奖项目案例之外，我们邀请了学者、企业家、公益领域实践者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创新力量”这一主题，探讨商业与公益跨界融合的社会创新的新理念、新图景和新贡献，探索丰富多元的社会创新之中国道路，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今天与大家分享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EMBA项目学术主任、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周春生“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一文（5月发表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文章收录在《无公益，不长江：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创新力量2023》一书当中。周春生教授表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作者 | 周春生
来源 | 《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
周春生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EMBA项目学术主任
长江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在经济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其本质要求。民营企业依托更灵活的机制、更强的市场应变能力和更充足的创新活力，在我国发展经济、提升科技水平、转变政府职能、开拓国际市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需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这些顶层设计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面临总量的阶段性震荡与趋势性收缩、横向竞争加剧与纵向升级受阻、创新质量下降、转型动能不足等压力，民营经济整体活力不足。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以数字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民营企业缓解成长压力、突破发展瓶颈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中，数字产业化催生了极具增长潜力的信息通信产业市场，民营企业可以利用技术和业务模式上的先发优势获取大量市场份额；产业数字化可以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为民营企业带来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民营经济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势力集中导致的垄断或寡头垄断，以及技术和商业模式更新不及时而被市场淘汰的挑战。
我国已逐渐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和民营企业都需要做出努力，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将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1
从民间投资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起步和加速(1978年-2001年)、跨越式发展(2002年-2011年)以及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
截至2021年底，我国民营企业已达到2773.27万家，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80%以上的就业岗位、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60%以上的 GDP、50%以上的税收和4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间投资可以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缓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对经济增长势能具有强力的推进作用，其活跃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
近20年来，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额呈现上升的趋势，由2002年的12507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亿元，增长了近2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8%，增长速度较快。但民间投资增长率却以2012年为分水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
2002年-2011年，民间投资平均增长率达到34%，总投资增长率一直在30%上下小幅波动，二者出现“双高”的现象。在该时期，民间投资不仅持续高增长，且其占总投资的比重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很强的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这段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入WTO带来巨大机遇以及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到正式确认。
政府在市场准入、资金支持和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支持，为发展民营经济奠定了基础，极大提振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和信心。
2012年-2022年，民间投资和总投资额虽然逐年上涨，两者的增长率却基本呈现下降趋势。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基本在55%～60%之间波动，较为稳定，但民间投资在2016年、2020年和2022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8%、1%和0.9%，显著低于总投资增长率，出现严重“失速”。
↓ 2002年-2022年中国民间投资规模及其占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从 2012 年开始统计民间投资数据，2002—2011 年的民间投资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出；《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 2021》对 2012—2020 年的投资数据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投资增长率与修订前趋势基本一致，不会影响对增长率变动趋势分析的结论。
社会各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对民间投资增速下降进行解释，即制度因素、“挤出效应”和预期变化。
制度因素主要强调民间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行业准入问题和不平等待遇；
“挤出效应”意为大量的政府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其核心是利率机制；
预期变化指民营投资者未来预期的恶化。
这些都是影响民间投资的重要原因，但受制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前两个角度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并非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多个视角来看，我国民营经济活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家信心不足。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土地和大宗商品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制造业普通员工的基本工资约为同期缅甸的3倍、越南的2倍、印度的1.8倍，传统生产成本优势不断减弱。
在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建立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不断侵蚀着企业利润。2012年-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由11.27%下降至4.32%，且从2016年开始下降速度加快；新三板挂牌公司的ROE变动幅度更为剧烈，由2015年的13.66%下降到2021年的-0.53%。投资回报率的下滑使得企业盈利预期悲观，降低了民营经济的活力。
2012年-2022年，我国GDP增速由7.9%下滑到3%，虽然2020年-2022年受疫情因素影响较大，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逐渐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民营资本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波动大的特征，当经济繁荣时，民间投资往往高速增长，但在经济下行时期，民间投资退出的速度更快。
从2015年开始，衡量我国经济不确定性的EPU和TPU指数大幅上升且高位波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仅加重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而且会弱化长期投资需求。民营资本对经济政策调整尤为敏感，当经济增速放缓时，这种抑制对其活力会产生很强的负向作用。
综合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以及企业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导致企业盈利预期下降，加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再工业化浪潮对我国诸多产业形成多重挤压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发展的遏制，内外部因素都导致民营资本对未来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强烈担忧，造成企业家信心严重不足。
02
数字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已经终结排他性和竞争性，随之而来的是有限供给与无限供给竞合的新二元经济时代。生产要素流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经济增长的规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二元经济是指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并且两部门之间生产效率存在很大差异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非均衡经济，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最具代表性。
我国在2004年和2010年出现“用工荒”，分别表现为缺乏熟练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且每次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都有明显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适龄劳动力增量快速下滑，代表“刘易斯拐点”的两个标志已经出现，传统二元经济基本终结。
谈到新二元经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无限供给。资源稀缺性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设，即资源使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智慧产品和数字产品的生成过程和产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可以以0边际成本无限提供（复制）产品，可以同时或者短时间内满足市场任意需求。无限供给产品不再稀缺，其使用也不再具有竞争性。
例如，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腾讯的微信、百度的搜索引擎、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和高德地图的电子地图服务等，这类服务可以被看作无限供给产品。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不断发展，无限供给新经济部门不断发展壮大，而有限供给传统经济部门依旧举足轻重，两者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和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崭新的经济体系，我们称之为“新二元经济”，其本质是均衡经济，两大部门的差异不在于劳动的边际效率与工资水平，而在于产品的边际成本与部门的增长方式。
数字经济是新二元经济中无限供给经济的核心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有限供给的经济里，企业增长需要靠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来推动，关注的重点是供应端，需求主要通过刺激企业的投入意愿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传统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会不断损耗、折旧。
新经济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虚拟性、规模报酬递增等传统生产要素不具备的特征，还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部分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特征，企业的增长路径会发生质的变化。
当企业生成的产品可以无限供应时，传统生产函数描述的投入产出关系、企业成长和经济增长规律就失去了意义。数据、技术一旦产生就永远存在，可以长期重复使用，没有损耗和折旧。
无限供给产品生产企业的增长所依靠的不再是产能的扩大，而是用户的增长，决定企业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核心因素由供给端彻底转向需求端，资产无形化和用户资产化成为企业发展的两大趋势。因此，通过营销快速获取客户，并成功做好后续服务，企业会水到渠成地实现裂变式增长。这种不需要持续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今生产要素价格升高的问题，对缺少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十分有利。
新经济给民营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锁定效应、网络效应和正反馈效应的彼此作用，会进一步促进用户快速增长，强化先进入企业的竞争优势；无限供给产品的多功能性以及用户（流量）资产的可变现性，使得跨界经营成为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企业竞争逐渐从产品竞争、单个企业单打独斗，转变为生态圈的较量。
然而，无限供给产品不需要大量同质化产品的供应商，这类产品的市场一般不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演化的结果很可能是市场势力的集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这对后进入者以及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挑战。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颠覆式创新和新经济的繁荣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交易和信息流通的效率，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还催生了许多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产业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为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遇。
一是数字产业化催生了增量市场。
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业等信息通信产业。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可知，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GDP比重约为7.3%，增长潜力巨大。而民营经济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领域，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上具有先发优势，可以充分享受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发展红利。
二是产业数字化有利于推动存量市场。
数字技术催生了生产与管理过程的数字化与自动化，使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更好的连接，也改善了供应商、生产者、消费者间的联系和互动，能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统计，2022年民营企业500强中，超过80%的企业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极大地提升了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
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讲，由于技术变迁和颠覆式创新的出现，其面临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赋能作用非常强大，但从微观角度来讲，有大量传统企业或细分行业被新技术颠覆。稍有不慎，民营企业就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03
充分激发数字经济背景下民营经济活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企业家信心、激活民营经济活力，并为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第一，在认识到民间经济活力会随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而下降这一事实后，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
应从更高层面寻找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长期力量，使经济增速在合理期间内有序运行。采取深化简政放权、放宽行业准入标准、完善市场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措施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行业准入约束和不平等待遇等老问题，创造一个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
针对社会上对民营企业不正确的认知、不友好的舆论环境，政府应从政治高度进行正确引导，让社会大众认同民营企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者。
政府应鼓励民营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难点做贡献；应如同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遵纪守法，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群体。
第二，针对近10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不断下滑的情况，政府在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前，应该对其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合理评估。
应做好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平衡，尽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平稳性、持久性和有效性，引导公众合理预期，减少企业家由于“动物精神”对处于低经济增速时政策风险的高估。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质量，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打破城乡建设土地二元结构现状，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增加土地供给，优化工业电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并通过持续的政策优化降低民营企业综合税负和运营成本。
第三，充分发挥我国在制度、基础设施和市场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促进数字经济快速规范发展。
首先，应加强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信息技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增加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攻克我国关键基础技术薄弱环节，提高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并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
其次，应认识到在新经济时代无限供给领域，产业和市场势力集中是一种常态，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既能兼顾规模效益，又要防止垄断势力成为社会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因此需要合理配置牌照和许可证资源排他性和竞争性，促使持牌企业公平服务其他企业及社会大众，并完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且在执行层面进行强化。
最后，应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持续投入动力；规范数据、流量共享和交易行为，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降低中小企业用户获取成本，引导合理适度的数据共享，规制大型公司对数据和流量的垄断，防止出现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
从民营企业层面来看，要认清新经济的运行规律，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巨大的发展机遇，克服面临的困难。
第一，在数字化、智能化不断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需要认清以下事实。
一是企业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二是未来简单劳动和智慧劳动之间的差异会持续扩大，将来劳动力的质量远比数量更重要，原本所说的劳动力红利，未来可能不再举足轻重。技术、创意、IP（知识产权）、商业模式、大数据等智慧成本，将成为比机器设备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第二，民营企业需要努力发展自身的无限供给元素。
民营企业是我国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而数据和技术是典型的无限供给元素。需要强调的是，无限供给并非互联网行业的专利，传统行业有限品中都含有无限元素，比如技术供应。
当一项技术发明出来，产品化了，这项技术实际上可以无限使用，比如特斯拉因为其造车技术、软件系统、智能化程度等各方面更好，所以它超过了福特、通用、宝马、奔驰等老牌汽车制造厂商。而传统企业产品的附加值也主要来源于一些无限元素，如技术、配方。
第三，数字化可以驱动传统制造业不断向中高端迈进。
对规模化民营企业来讲，企业应着重推进企业数字化重塑，并转变思维方式，由工具改造思维转变为真正的数字化企业思维。
借鉴华为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民营企业需要做出几方面努力。
首先，坚持一个整体战略，将数字经济转型定位为组织整体战略，进行全局谋划。具体包括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和使命、定位和目标、战略举措以及新商业、新业务、新管理模式。
其次，创造两个保障条件，数字化转型既需要有强力的组织来支撑，又需要不断培养转型文化理念，营造良好转型环境。
再次，贯彻三个核心原则，将战略与执行统筹、业务与技术双轮驱动、自主与合作并重三个原则贯穿于转型全过程。
最后，推进四个关键行动，持续推进顶层设计、平台赋能、生态落地、迭代四个行动，不断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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