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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住宿式书院，好处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受到通识教育的滋养，但需要消耗很多资源。
小型试验型书院有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学术水准很高的课程，课程安排、结构性好。但它具有一定的精英教育色彩，具有竞争性选拔机制以及种种倾斜性的政策安排。
新生书院是为了凸显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但代价是，人为进行阶段划分，强化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边界。通识教育的“全过程”“全阶段”育人理念难以落实。
图文无关
作者 |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福妃 刘欢
2021年4月上旬，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庞海芍去了趟河南科技大学，考察新成立的丽正书院。
“我国书院史中的第一书院，便是‘丽正’，建在唐东都洛阳宫内，河南科技大学也在洛阳。”新的丽正书院，名字正是庞海芍提议的。
庞海芍研究书院制改革近二十年。她亲历了北理的书院制改革从“学部”到“书院”的转变。2017年，由于各方利益冲突，北理的学部改革被迫停滞。次年，与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体制相配合，又重新推行。
南京审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刘海燕，则是从2013年左右开始研究书院制改革。是年，学校时任党委书记王家新收到一份校友调研报告。报告称，大学期间，人文素养与应用能力的缺失对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存在很大制约。次年，南审便推出书院制。
最初两年，改革实践问题层出不穷——二元管理的冲突，学生归属感降低。刘海燕同时也是南审泽园书院的党委副书记，为此不断寻找解决方案。
回溯中国高等教育的书院制改革历程，最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当数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2005年，两所高校相继在国内率先实践书院制。
有知情者透露，西交大的改革动力源于党委书记、校长的一次剑桥之旅。他们目睹了国外的书院制培养方案后，次年即2006年，西交大就以当年的本科新生为主体成立了彭康书院。两年后，更大刀阔斧将17000余名本科生整体纳入八大书院。
现任学生处处长周远参与了书院建设的过程，他认为，“西交大逐步实现了各种类型的书院培养模式和全员书院育人。”
复旦的步子相对缓一些。直到2012年，复旦才在全校本科教育中全面推行住宿书院制。
两年后，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会春到校任职，对复旦书院有了切身观察。近年来，他又对国内985高校的书院制改革进行了系统调研。
庞海芍、刘海燕、周远和李会春，他们有的是任职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也有人是调研者，是改革的观察者。
就改革制度层面的一些特点，他们已形成共识，如，国内高校的书院制改革，路径是多元的；侧重管理功能的大型书院面临着更大的“双院”（即书院和学院）协同张力；导师制推进难，教师激励和协调机制都有欠缺。
而在书院制改革的具体影响上，他们各执己见。刘海燕觉得，大规模的书院制，容易造成学生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缺失；周远则认为，这不是个真问题，书院是专业院系之外，学生可以依靠的第二个集体。
就此，南方周末邀请他们共同探讨中国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初衷和实际影响，指出改革实践中的困境，也试图找寻书院制改革对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路径。
圆桌嘉宾
刘海燕：南京审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庞海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
周远：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处处长
李会春：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方科技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实行了书院制。图为2018年7月13日，南方科技大学2018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时任校长陈十一向毕业生授予学位。（IC photo/图，来源：南方周末移动客户端）
01
来自顶层设计的推动
南方周末：书院制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方面有研究数据吗？
周远：2017年是书院制发展的重要节点。这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书院制、住宿学院制等有利于师生开展交流研讨的学习生活平台。”
随后这几年，教育部多次提到，推进现代大学书院制度的改革。书院制得以迅速发展。
2017年，西交大调研了全国高校书院建设情况，当时总共有三十多所学校实行书院制。2020年，我们又做了一次全国性调查，截至2020年7月31日，有97所高校已经建成或初步成型书院304个。
南方周末：为什么越来越多高校进行书院制改革和探索？
庞海芍：书院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跟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专才培养模式要发生变化。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学习苏联搞专才培养，这个模式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发现专才培养出现知识面狭窄，综合素质不够等问题。所以国内高校开始推行文化素质教育。搞书院制，正是素质教育引发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举措之一。
刘海燕：除了考虑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外，实行书院制还受通识教育、大类招生等政策的驱动。比如，大类招生后，很多学生一进学校没有了专业的概念，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管理模式，高校发现，书院制恰好比较匹配。
另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人际关系却渐渐疏离，尤其是师生关系。很多高校做书院制，是希望能够通过书院导师的形式，给老师和学生创造一个互动的空间，更好发挥教师的育人作用。
南方周末：改革前，学校进行了什么样的前期铺垫和准备？
刘海燕：我们南京审计大学在进行改革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先期条件，就是我们现任党委书记晏维龙，在原淮海工学院（现更名为江苏海洋大学）工作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书院制探索。
此外，在前期，我们让学生管理人员进入学生社区，每个宿舍区配备了独立的餐厅、运动场，这样在书院划分上就比较容易。
周远：建书院，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硬件上看，需要构建一个适宜的育人环境，学校在学生社区创建公共空间、功能区域、办公场所，在学生宿舍原有休息功能之外，配备谈心室、读书厅、自习室、学业辅导室和心理辅导室等等，确保在空间上为育人提供载体。
从软件上看，需要构建一个确保书院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学校要自上而下统一思想，学院书院逐步探索合力育人方式，各方面汇聚资源到学生社区，书院更要开发自己的育人活动、课程，确保在内涵上夯实育人基础。
02
“学院是爹，书院是妈，
爹妈离婚了”
南方周末：书院制改革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怎么处理学院和书院的关系。在双院协调管理下，学生的学习生活如何开展？
庞海芍：书院制改革对学生的影响也有个过程。一开始，学生会面临身份冲突。比如，家人问起来，在什么学院读书？学生说，我在某某书院。家人会疑惑，什么是书院？学院，是社会已然认同的，书院不是。
教师、管理者也会不适应。但这是改革的阵痛，是体制惯性带来的不适应。如果坚持度过阵痛期，书院的软硬件条件都提升了，同专业学院及各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学生也会享受书院生活的。
刘海燕：书院的本意应该是形成一个小而亲密的社区。
但中国大学的书院制改革，普遍规模太大，很多书院达到两千多人。这种情况，学生在书院里不太容易形成归属感。
尤其在学院创始初期，学生会感觉多头管理，一边是学院，一边是书院，有点混乱。
如果双院协同不好的话，还会影响学生的培养，就曾有高校学生形象地说：“学院是爹，书院是妈，但是我的爹和妈离婚了。”
所以，双院协同是做书院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为何大型书院与专业院系之间的张力大？
庞海芍：2017年，北理工“四大学部”改革暂停，主要是受书院和专业院系之间的张力影响。
当时在“四大学部”下的人才培养，要有通专结合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会产生利益冲突。比如，原本属于专业院系的学生，隶属于学部了，专业院系会有一种“自己的孩子被人抱走”的感觉。
这种张力不仅仅是北理工的问题，而是大型书院普遍面临的问题。学生要保研，要评优，要遵循一定的标准，那对学生的评价谁说了算？其间学生的身份转换和冲突不可避免。
在一些分段管理型的书院制度中，书院和学院之间还会出现衔接的问题。比如，大学一年级或一二年级在书院管理，三四年级才进入专业学院。不免存在书院和专业院系之间的衔接和配合问题，包括专业课程什么时间进入，书院如何更好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培养学生对未来专业的认同感等。
刘海燕：在国内，书院组织是嵌入到原有高校组织中的。侧重于学生管理的这一类书院，它的组织规模特别大，面临的顶层设计问题就多，组织协调的成本也高。
一方面，学生是按专业被招收进来，按专业划分学籍，学校按专业开展教学，各类考核评价按学科专业体系运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以专业为归口进行高校管理。
另一方面，学生在书院里采取的是混住模式，学校把学生重新编进不同的书院班，来进行社区管理。
这就相当于有两套体系，一套以学科专业为中心，另一套以书院社区为中心。一个学校同时有两套体系运行，总会带来二元制管理的冲突，就容易在书院和专业学院之间形成较大张力。
我们本来期望的是学院专注于学生的专业教育，书院专注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通过这两方面实现全人培养。但在实践中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
南方周末：怎么缓解这种张力？大型书院如何能“站稳脚跟”？
刘海燕：南审最开始在双院协同这方面也遇到过问题。比如，一开始实行全员混住，一个书院对接的就是全校所有的二级学院，学生管理起来比较困难。现在我们就采取一个书院对接3-4个二级学院，就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会安排负责两院衔接的专职人员。双院明确分工，再建立一些工作平台和机制保证衔接，学校也有一些相关政策推动，这样双院协同才能比较顺畅。
庞海芍：要想书院良性发展，要重视加强通识教育、导师制、大类招生和自主选择专业、自由转换专业等制度建设。
北理工2018年全面实行书院制，同时展开的体制变化是大类招生和专业分流。这个体制变化非常有效，大类招生意味着一年级不分具体专业，按专业大类进行招生，一年级结束之后大学生再进行专业确认和分流。同时，加强通识课程建设，帮助一年级新生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专业。
专业院系如果希望吸引到优秀学子，必须办好专业，关爱本科生，通过实力和情感吸引学生。这个大类招生的体制变化很重要，是书院得以生存的制度保障。
事实上，书院制管理模式也为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自由转换专业带来制度便利，他们可以更自由地游走在专业学院之间高等教育大众化，而不是束缚身份在某一专业。
03
“通识教育不能单靠成立一个书院”
南方周末：那书院制推行后，高校的通识教育有哪些实际改变？
李会春：在方法论上，通识教育不能仅靠正式课程，还要把非正式课程、生活教育纳入进来，比如第二课堂，社团活动，人际交往，甚至是校内各种空间的设计。
复旦大学的书院包含多种类型的活动，例如学术讲座沙龙、读书小组、科创项目和比赛、导师制等。此外还充分利用更多公共空间，融入教育元素。这些都丰富了通识教育的空间和机会。
通识教育也覆盖了学生成长的更多阶段。很多高年级的学生，即使通识课程学分修够了，但因为有书院，他仍然可以接受非正式课程的熏陶，保证通识教育弥散在本科教育的全过程。
庞海芍：高校实行书院制后，有些教育要通过书院来做。比如大类招生，在专业分流前，书院要做专业导论课。
课程有加，就得有减。但很多高校在改革之初，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学生苦不堪言。
北理工也有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导论课划为选修课，然后也要有限制，比如，一学期总共12次课，学生可以选择性去听4-5次。
通过正式课程实现的通识、基础教育，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要为了方便管理，搞一刀切。虽说学生二年级确定专业，但要允许有的学生一年级就选定方向，也要理解学生三年级还没明确。我们要做的是配合着弹性学年学分制，保证学生顺利毕业。至于中间的过程，不必追求统一。
南方周末：书院制改革后，高校师生关系有什么变化？导师制推行情况如何？
刘海燕：书院制改革的核心要素是导师制，但在我国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制下，导师们更关注科研，其次是教学，最后才是进书院做指导。
很多高校书院的学生体量太大，有些导师进书院也只是做几场讲座。如果导师不能跟学生建立紧密的联系，很难起到引导作用。
而且很多书院的导师制，并不会影响整个学校的师资调配。导师们仍然归属于专业院系，有自己的学科背景。但做书院后，有些学生反而感觉远离专业院系。这也与学校对导师的投入和激励机制有关。
庞海芍：在导师制这方面，高校还缺乏资源调配的机制。像香港中文大学，有学生活动时会通过邮箱系统询问，有没有老师愿意带队，还会附带着一些条件，比如经费和荣誉。老师们可以自行报名。
我们缺少这样一种体制。让老师们进书院，肯定是要有机制运作，去激励、去协调。实际上，书院没有那么多人手来操作这件事。
04
“共用‘书院’标识，
概念和改革路径多元”
南方周末：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发展路径有什么特点？
李会春：国内书院的发展路径与国外相比，历史基础不太一样。牛津、剑桥等校的历史肇始于中世纪的住宿制学院，之后不同学院联合形成联邦，最终再完善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我们国内高校书院制改革历史较短，是先有大学后设立书院，书院是内嵌于大学组织的。
其次，国内各高校虽共用“书院”的标识，但概念和改革路径是多元的。高校根据不同的育人理念，有些偏向通识教育，有些偏向拔尖人才的培养，还有些注重特色教育。
南方周末：国内高校书院制改革的路径可以分为哪几种？
李会春：我大概把它们分为四类。
第一，大型住宿式书院，比如复旦和西交大囊括全员的书院制度，书院跟专业学院是并行的。
第二，小型试验型书院，主要进行拔尖人才的培养，比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这种书院规模小，学生要经历一个竞争性的筛选才能进入，书院有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和专业建制。
第三，特色型书院，主要针对某个群体，或者高校要推行某种独特的教育理念。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孟宪承书院，就主要对师范生进行培育。
第四，临时性的教育管理型书院，也就是新生书院，把本科教育的前期阶段拿出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集中管理，进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在管理上回归专业院系。
刘海燕：从书院的功能定位来讲，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是人才培养式，重点关注的是书院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的改革。
二是教育管理型书院，专注于学生教育管理、非正式课程、活动等，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南方周末：路径选择受哪些因素影响？
刘海燕：改革路径不同，还是由于各个学校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
比如，南京大学搞大类招生，招生之后，学生没有专业的概念，去年就设立了新生书院，配合大类招生后的管理需求。
清华大学去年新建致理、日新、未央、探微和行健五个实体书院，其实是强基计划推动的。清华是用书院的方式，达到培养拔尖人才的改革目标。
我们南审属于专业性较强的学校，通识教育这一块相对较薄弱，我们建书院的初衷，就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我们做全员式书院。
李会春：不同路径选择并无对错之分，都有其合理性。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改革路径选择不仅是基于实践成本或难度的工具性考量，它代表背后可能存在的改革理念分歧。
南方周末：那各种改革路径的合理性和代价是什么？
李会春：比如，大型住宿式书院，好处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受到通识教育的滋养，但需要消耗很多资源，对资源的依赖会比较高。
小型试验型书院有一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学术水准很高的课程，课程安排、结构性好。但它具有一定的精英教育色彩，具有竞争性选拔机制以及种种倾斜性的政策安排。它具有定向性服务目标，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其育人经验的推广性尚需要时间检验。
新生书院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凸显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但代价是，人为地进行阶段划分，强化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边界，从而使通识教育的“全过程”“全阶段”育人理念难以落实。
南方周末：下一步，高校进行书院制改革，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李会春：下一步应该特别关注书院在高校中的定位问题。之前调研发现，西交大、南方科技大学在大学章程之中，就有关于书院的介绍。他们把书院做成大学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书院有自己法理上的定位。现在大部分大学中的书院定位很模糊，如果给一个明确的定位，相当于是给它制度上的保障，它在大学中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刘海燕：书院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是个重要问题。南审最开始做书院制时，书院辅导员在一些专业问题处理上能力不够。比如，学生的心理咨询，通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近年来组织了很多辅导员专项培训。
再有，书院制的良性发展，一定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大学书院的改革实践者和教育主管部门形成互动。公立院校的经费投资有限，所以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政策支持；理论研究得跟上，把大学书院的功能定位等理论问题理清楚；大学书院的改革实践者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庞海芍：我们谈了很多体制上、宏观层面的问题，但其实书院制改革成不成功，还要看如何将教育理念细化，细化到什么程度。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移动客户端，原题为《圆桌 | 精英化还是大众化？高校书院制改革何去何从？》。一读EDU编辑部对原文略有编辑、调整，点击页面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浏览南方周末移动客户端推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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