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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著名道家文化学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他的代表作有：《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道家的人文精神》《悲剧哲学家尼采》《庄子哲学》《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庄子人性论》等。他提出了《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属于儒家的旧说；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已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是他学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
在一个动荡喧嚣的环境中，庄子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宁静的光辉。
在那乱哄哄的时代里，人民都处于倒悬状态，庄子极欲解除人心的困惫，可是，现实的无望却使他无法实现心愿。由于他既无法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安顿自我，又不愿像神学家们在逃遁的精神情状中求自我麻醉。在这种情形下，唯一的路，便是回归于内在的生活——向内在的人格世界开拓出新境界。庄子所拓展的内在人格世界，乃艺术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词不含伦理判断或道德价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禁忌，没有禁地；他扬弃一切传统的形式化，遗弃一切信仰的执迷。
在现实生活中，无一不是互相牵制、互相搅扰的，庄子则试图化除现实生活上种种牵制搅扰，以求获得身心的极大自由。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虚静其心——通过高度的反省过程，达到心灵虚静，能掌握自身的变化，并洞悉外在的变动，而不拘执于某一特殊的机遇或固定的目的，因为外在世界是“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的庄子思想，同时人类本身也受情意的驱使而在万物变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至形体耗损殆尽，仍属空无所持，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对这样可悲的现象，庄子乃转而对内作一番自觉的工作。在自觉过程中，庄子了悟感觉世界的幻灭无常，于是认定，驰心于外物对于人类的精神实是莫大的困扰；由是导出庄子哲学之轻视物欲的奔逐，而倾向精神的自由，并求个人心灵的安宁。
庄子对于现象界有深刻尖锐的洞察力。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为得着什么。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的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笔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答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么，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因而，庄子哲学如何处理及适应这情况，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动力系统中庄子思想，缓步或停足都有被抛弃的危险。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庄子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行道者，也非逃离现实生命的乌托邦理想人。他的见解是基于人类无止境的餍欲与物化的倾向所引发出来的；同时，他鉴于个人的独存性已消失与被吞噬，遂于洞察人类的处境中安排自我的适性生活。没有这种感受的人，自然无法体会庄子。因而，庄子哲学对于读者来说，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无法得到大众一致公认的，同样的一句话，有人会视如智慧之言，有人会以为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庄子的哲学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庄子的话语也不是说给群众听的，他的声音有如来自高山空谷。
读庄子书确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窝吱吱喳喳、跳跳跃跃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猪猡，文人学士则有如争吵不休的猴子。看他书中大鹏小鸟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对话，以及井底虾蟆的设喻，你会觉得他简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孤鸿远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从庄子哲学的恢宏气象看来，他也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的思想角度，从不拘限于枝枝节节，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精细的分析，否则就犯了《秋水》篇中所说的“自大视细者不明”的毛病。他往往从整体处观察事理，从各个角度作面面俱到的透视。
从庄子哲学的语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拘限于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方面表现出民胞物与的胸怀，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和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主客）两忘的境界。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大艺术家的精神。
主客合一的宇宙观，只是对自然做某种程度的观赏，而缺乏开发自然界的精神。中国在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贫乏，固然受到这种宇宙观的重大影响；正如中华民族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受到这种宇宙观的重大影响。
现在把上述两种宇宙观，缩限于人和自然及其关系上来讨论。我们先剖解主客对立的宇宙观，借此可反衬出另一观念之特点。
在西方，人在开拓自然的过程中，已有惊人的成就，这是值得骄傲的，也无须赘言。然而，若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则呈现着深沉的危险，尤其是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安排其地位的问题上。
西方传统哲学大抵为二元的倾向——物我完全对立，自然与人事对峙，亦即划分客体与主体。然而，由于西洋哲学重视客体，往往习惯将人类客体化，结果常使人埋藏于物界而丧失其自然的地位（如希腊宇宙论时期哲学）；同时，也有人急急于求永恒客观的存在，把自然界看成一个变动流逝的感觉界而加以鄙弃（如柏拉图）；中世纪则更视自然人为罪人，自然界为罪恶之区，而将价值停滞于高远缥缈处。
及于近代，西方经验科学的长足发展产生如下的特殊现象：一、把人类压缩成物理平面（如物质科学）；二、把人类列入“动物级数”（如达尔文），或从“鼠”辈的试验解剖中来衡量人类的行为（如行为派心理学）；三、天文学家将亚里士多德至中世纪的有限宇宙开展而为无穷宇宙，使人面临这无穷的新世界，有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人类固然可借知性作用在宇宙中安排自处，但人类的苦闷不安，则于其畏怯与自大的交织下表露无遗。
盖以有限的自我处于无穷的宇宙中，终究不能掩饰其飘摇无定的悲哀，对外则不知何以自处于宇宙中，对内则沦于自我迷失之境况。心理学家告诉人们，人的意识生命是隐藏着的潜意识冲动表现。自我常会显得分裂不统一，人对自身是个谜，并且发现自己没有最后的依靠。他被描述为“疏离的人”，或处于疏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人成为陌生人——对自己感到陌生，对宇宙也感到陌生，陌生的自我无法在陌生的宇宙中寻觅其存在的根由。
总之，西方哲学的宇宙观始终是在一种不协调或割离的情状中影响于人生观。同时，传统西洋哲学家几乎都在全心全意建造大体系，把所有个体融入抽象的全体之中，因而个体的特殊性便被抽象的全体消解和吞噬。反观庄子，他一方面肯定大自然的完美性，不如西方哲学总想逃离这一自然界，而构幻另一虚无缥缈的超自然；同时，庄子也肯定人类的尊严性，而西方哲学却以人性为微末。在庄子看来，广大的自然皆为生命游行的境域，人类处于自然中，其渺小程度虽如“毫末之在于马体”（《秋水》），然其思想光芒则可流布于苍穹。
20世纪的科学知识，将使人类愈为抽离；20世纪的科学技术，将使人类更为机械化。它们忽略了人的内在生命。在今日急速的动力生活中，人心惶然不安，精神病患者日增，可以为证。
对于这疯狂的时代，庄子哲学也许有一份清醒的作用，作为调整人心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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