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的饮食首先包括营养结构。 光靠碳水化合物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把粮食安全分为三部分。 首先是保证热量需求。
二是食物转化体，肉、蛋、奶等动物蛋白也是健康的基本营养基础。 以前我们也没有完全忽视，但营养结构确实有问题。 从长远健康和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出发，这部分应纳入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总体设计。
第三部分是食品替代品。 大量的维生素主要来自蔬菜和水果，在宝塔式营养结构中也至少占1/3以上。 随着居民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一比例还会增加。 .
一方面，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我们用于食品支出的资金也在增加。 增加的主要是营养产品，即食品转化产品和食品替代品。 我们把这三种放在一起，叫做“大粮食安全”。 如果单纯考虑碳水化合物安全，这就叫“小食品安全”。
在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体系中，除了碳水化合物以外的其他两部分都要考虑保障粮食安全，只是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矛盾。 如果用主食来保证粮食安全，更多的土地只能用于小麦、土豆和水稻的生产。 代餐也得有土地基地来保证。 在未来的农业规划中，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包括银行资金对农业的支持。 我们不仅要考虑对碳水化合物产品的支持，还要考虑其他两个类别。 这是从一个整体更高质量的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来考虑的。
观察者网：我国主粮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大豆、油脂等部分品类严重依赖进口。 在中美贸易战、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和民生？ 未来有可能面临粮食大战吗？
石磊：一些异常因素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外生影响。
外生冲击主要包括三个因素。 一是新冠病毒或其他影响健康的不安全因素。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可能还有五号病等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粮食安全。
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我们自身的疫情得到更好的控制，显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 如果整个国际环境不能像我们这样，就应该有保障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健康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过度集中在某些地区的农产品进口，必然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且这是一种外源性冲击，控制成本非常高，控制难度也很大。
近两年的海关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今后20字方针中的“以自我为中心”和“适度导入”要结合起来，不是不导入，而是要更加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分量。
二是与国际外部冲击有关。 不安全因素是在某一地区过度集中，过度依赖进口。 例如，中国大豆进口严重依赖美国。 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吃吧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心吃，无法从逻辑上理解。
国内市场上没有大豆转基因大豆的公开披露，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 是否存在长期健康风险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同时，如果我们过于依赖美国或者其他某个地区，如果因为各种地缘政治原因断供，我们也会有严重的不安全因素。 因此，要考虑“适度进口”，进一步拓宽进口渠道。 ，不过度甚至完全依赖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
三是产出。 他们过于依赖某个地方的供应，不能保证年年风调雨顺。 一旦发生严重的灾难，国家能否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短缺。 我们仍然需要加强自身的供应能力。
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
观察者网：您在演讲中提到，农村大量优质土地被废弃。 从经济和产业的角度，如何应对？ 如何提高农村种粮积极性？
石磊：种粮食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种地不赚钱，我就不种地了，这块地就荒废了。 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很少的国家，是一个土地不能荒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种田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既然不能荒废，那它实际上荒芜的原因是什么？ 要从体制深化改革和机制优化设计两个层面加强研究。
从制度上看，我们还没有解决如何将农村土地与社会资本、科技进步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提高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 依赖。 事实上，这是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的土地并不多，比如以色列，土地很少，却能出口大量优质农产品，农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
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3657亿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过去我们常说农业一定是低收入行业，这是一个伪命题。 农业是不是低收入，取决于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生产农业。 这涉及进一步深化未来体制改革。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如何用更好更完善的体系来吸引社会资本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改进农产品的生产方式。
包括农村现有的土地制度，农地保护制度是否只能满足于现有的方式？ 划红线是对的，但划完红线后，土地还是荒废了，这是个问题。 划定红线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如何有效地将红线以内的土地纳入农业粮食安全体系。 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我们不能被动保护，而要主动保护和利用土地、技术、资金、劳动力四大要素，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这是国家乡村振兴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系统性问题。 这不仅仅是土地、农业或粮食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设计的问题。
如果总体设计没有做好，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没有深化。 一方面划下红线，另一方面又大量弃地，矛盾将长期持续。 这是目前一个非常难的实际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
在机制和政策支持上，我们过去也出台了一些支农、助农、支农的政策。 2006年政策实施以来，农民有福了，下乡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农业也有了起色。 但是，必须明白，发达的现代农业并不是靠补贴来补充的。 补贴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但不能增加农民。 收入。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简单地降低成本。 因为降低成本是有极限的，没有降到零的空间，收入增长也没有极限。 所以我想说，未来不是简单的优惠政策来降低农民的成本，而是要用更好的政策和体制机制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甚至尽管他们从事农业。 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才是乡村振兴计划真正要实现的目标。
观察者网：您提到要增加农业农民的收入，农业规模化生产方式也在讨论中。 你觉得这怎么样？
石磊：近年来，从国家支持“三农”的政策导向和一些乡村振兴效果较好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必过于悲观。
问题就是问题。 只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供给侧改革真正适应当前农村、农业、农民存在的严重短板和薄弱环节，往往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讲规模，往往容易引起质疑，说丘陵山区没有办法进行规模化生产。 规模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规模化生产，一种是规模化经营。
华北平原、东北三江平原、成都平原、淮北平原和关中平原较适合规模化生产。 这些平原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平原的机械化率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另一方面，丘陵山区是否一定不能扩大规模，这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日本的许多土地也处于山区和丘陵地区。 他们主要是规模化经营，维持目前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 管理有计划，土地统一规划，集中种植一种或几种作物。
浙江东阳：智慧农业助力柑橘新品种试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每家每户都要买一些加工机械和运货车，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 这时候就应该发展合作经济。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实现，是公有制的实现。 未来，借助合作经济的发展，千家万户的丘陵山区农户将集中在合作经济体制下。 生产规模小，但经营、上市、营销服务、技术指导、农民培训等都可以规模化。
日本正在这样做。 他们不叫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农业经营方式恰恰是高度社会主义的。 这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只满意土地承包的水平。 生产有效益，经营没有效益，没有实现良好的合作经济和规模化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稳定只会巩固小生产，不会带来农村和农业效率、农民收入水平和粮食安全体系的改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食物倒置的问题。 中国的食品价格实际上比国外高出40%到70%。 国内食品的竞争力和销售受到影响。 您认为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来增加农民收入吗？
石磊：单纯从收益-成本理论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中国不应该过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的农业种植条件确实不是很好，大陆季风气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农业多灾区，经常出现“南涝北旱”。 有鉴于此，少数经济学家作出判断，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种植粮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粮食供需失衡的问题。
如果食品安全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那么这些经济学家是对的。 但当把14.5亿人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算进去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
安徽宿松：莲藕进入收获季节，农民采摘莲藕供应春节市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为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国家单独强调粮食安全，提出了20字的方针。 粮食安全涉及生存安全，生存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未来，我们将通过智能化、生态化技术、新型农业组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将科技成果与农业相结合，解决现有问题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必须走出依靠低层次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困境。在农业。
尽管我们的自然气候条件可能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但只要我们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我相信农业生产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更多的人仍然可以从事农业. 解决吃饭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即使城市资本过于密集，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向农业。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要素流动只有单向流动，即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农业要素向商业服务业流动，中西部要素向东部沿海流动。 这三种要素的单向流动，保持了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也保持了过去几十年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严重失衡。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归根结底，粮食生产的倒挂，是因为我们粮食生产的效率低下。 今后我们要围绕这一点，看看制度设计上存在什么问题，政策支持上存在什么问题，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上存在什么问题。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都集中优势资源配置，着力解决基础问题。 这是一个有效的安排。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