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是由平台、服务商、企业、消费者协同推进，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提供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需求、可信任、更精准的数字化方案，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普惠不同行业的中小微企业，缩小市场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核心观点 李勇坚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02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3.8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2.8%。服务业是就业的主渠道，2013—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累计增加8375万人，年均增长3.0%，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931万人，在此期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都呈现下降趋势。服务消费占比越来越高。2019年，我国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5.9%。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将超过一半。
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是数字化推动服务业需求扩大。数字化加速了服务业的渗透和下沉，持续扩展了服务业的消费场景，在数字化过程中，基于数据、算法，融合大量服务资源，极大地提高服务匹配效率，减少服务资源的冗余，并催生出新的服务需求从而促进了服务消费。
二是数字化提高服务供给效率，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数字化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智能设施，将人工控制的经营管理活动，尤其是固定化和重复性的环节转化为按预定程序运行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效率，解决服务领域普遍存在的生产率较低、技术进步缓慢等问题。
三是服务业数字化是数字普惠的重要体现。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共有企业数量5100多万户，其中服务业占比为77%，其中97%以上都是中小微企业。共有个体工商户1.07亿，其中80%以上从事服务业。以上合计，我国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主体合计超过1.3亿，这些主体的数字化水平与大型企业有较大差距，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
四是数字化提升服务业企业门店的价值，解决线上线下的冲突与矛盾。服务需要面对面完成，大量的服务需要在门店履约或者体验，在数字化时代，门店的价值依然非常重要。数字化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互动体验提升门店的吸引力，通过停车无感支付、自动积分、精准发券、基于位置的商品/服务推荐等数字化手段提升便利度，通过对线下用户的精研，精准拓展线下场景的各类增值服务。
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具有特殊性，现有的数字化方案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亟须打造“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
从服务业特点来看，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既涉及到技术问题，也涉及到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既涉及到服务流程和获客方式，也涉及到新消费场景搭建和新履约方式。现有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大多是针对制造业而制定的，对服务的特性研究不透彻，不能适应服务业数字化的特点和需求。
从数字化基础来看，我国服务业普遍存在着主体规模小、盈利能力弱、数据意识薄弱、数字化基础差等问题，有意愿有能力进行数字化并能够独立运营APP的服务企业不到1%，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成本和收益不清晰、不对称，需要有低门槛、低成本、低人力资本需求、成本收益更为透明的数字化方案。
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的数字化方案更多地强调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产品的运用，大多采用SaaS模型对企业内部运营效率进行改进，对服务企业迫切需要的渠道数字化、数字化拓客、私域流量运营等较少涉及。
从数字化方案的供给来看，服务业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微企业，缺乏相应的数据基础和统一的管理流程等，使数字化解决方案本身的复杂度增加，增加服务商的开发成本。在方案运用过程中，还要根据服务业企业现有的管理规范等对数字化方案进行适用性修改，这样也加大了方案开发的成本，而服务业小微企业本身规模和财力有限，不可能为数字化方案支出更高的费用，这种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使数字化服务商并没有积极性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调研发现，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系统的普适的服务业数字化方案。
因此，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形成一个普适的模型，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型，而是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创建一种新的模型，以更多地发挥平台、服务商、用户的作用，实现各方价值共创。由于该模型与国外的数字化模型以及制造业数字化模型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也称之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
具体而言，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是由平台、服务商、企业、消费者协同推进，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提供低成本、低门槛、低人力资本需求、可信任、更精准的数字化方案，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普惠不同行业的中小微企业，缩小市场主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协同融合，实现“全渠道运营、全链路运营、全生态开放”，并最终形成各方协同的价值共创生态。
在这个过程中，B-S-P-C模型是以最终用户（C）为中心，由平台（P）和服务商（S）协同，为商家（B）开发出个性化的数字化工具或解决方案，从而实现服务业数字化的“三低四高”（低技术门槛、低成本、低人力资本要求、高精准、高效益、高信任与高融合）（见左图）。
在这个模型中，平台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扮演着连接者、资源整合者、基础资源提供者、治理者等多重角色。与服务商协同，为商家提供“好用不贵”的数字经营解决方案。
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特点
一是通过流量与流程数字化协同，解决中小微商家对数字化信心不足和服务商高效触达中小微商家的问题。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平台汇聚了大量C端用户，通过协同服务商，能够为商户提供精准的客源流量，服务商提供高效的流量运营方案以及契合商家的流程数字化方案、智慧化供应链方案，既能够在短期内为商家提供客源流量增量，也能够长期为商家降本增效，从而使中小微商家对数字化不再排斥，而服务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触达到中小微商家。以支付宝平台为例，2022年该平台累计向商家开放101个通用产品，1809个API接口，并通过协同服务商，打造了一大批零门槛、低成本、分层式、递进式的多元化数字化转型方案，可为小程序商家节省20%—60%开发成本，为有数字化营销需求的中小商家节省至少30000元投入成本，小微商家通过0代码数字经营基础工具可节省4000—7000元投入。与此同时，支付宝为超过400万商家提供以小程序为核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过去一年，产生交易的商家小程序GMV提升了49.2%。
二是以规模化优势解决服务商投入产出问题。线下中小微商户数量多、分布广，服务商需要投入较多资金和时间来建设线下地推体系，且需要针对小微商家的特点，研发更加适合于线下中小微商家的数字化方案，但线下中小微商户付费能力及生命周期价值相对较低，服务商针对单一线下中小微商户产生的回报或难以覆盖前置投入成本。通过利用平台资源，服务商将其所研发的数字化方案经过模块化拼装后，应用到更多的中小微商家，服务商的前置成本经过大量的商家分摊后微乎其微，从而解决了服务商投入产出问题。
三是通过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融合，解决中小微商家数字化的成本收益不确定问题。从短期看，线下中小微商户的数字化升级需求相对集中于“获客增收”方面，因为获客增收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平台通过与服务商合作，能够利用这些流量为中小微商家带来现实的流量，这解决了中小微商家从数字化中快速获得收益的问题。
四是通过服务的聚合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平台上能够汇聚更多的商家乃至各类公共服务机构、准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中小微企业，给消费者提供便利感，从而提升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是根据从实践调研所获得的鲜活事实，结合相关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新模型，对解决中小微企业服务业数字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价值。但该模型的理论与实践仍不完善，需要有关科研院所、大学、政府部门加大相关理论研究，并对正在实践该模型的平台企业等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二是编制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将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上升为国家行动。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提炼出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共性特征、工具和逻辑，编制出对各方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从而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撑。
三是支持以平台为主体开展一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的试点示范。在B-P-S-C价值共创生态系统中，平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小微企业，平台利用数据、技术等优势，连接各方主体，形成数字生态，持续赋能商家、服务商和消费者。平台作为治理主体，提供基础治理架构；提供信用服务，推动信用化交易。因此，要以平台为主体，建立政府与平台合作机制，支持平台突破最小临界规模，对中国式服务业数字化进行试点示范。
四是从商家-服务商-平台-用户价值共创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台相关政策。在既有的政策中，数字化转型政策的着力点在商家侧，对平台、服务商进行激励的政策仍有不足。因此，需要出台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式，对商家、平台、服务商均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例如，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扶持资金池为牵引，支持平台和服务商以更便捷的方式获得资金。
五是推动基础制度建设。建立人力资源、资金、算法算力等相关要素支持政策体系，通过平台企业与政府合作发放定向消费券、优惠券、专属券等方式，鼓励各方加大对算力算法等要素的使用频率；在标准制定、非个人数据共享、数据采集、数据开放、基础工具研发、数字化绩效评估方法和标准等方面，出台一批相应的政策措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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