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是个宿命论者。两年前，已经56岁的他对《深网》说，“人生永远不可能知天命，因为天命总是在变，更加重要的是，人到了一定的程度，如何能平和地接受老天给你的各种安排，并且想办法把他往好的方向进一步的引导，这是我们能做的全部的事情。”
即便看过太多商界的兴衰起伏，教培行业今日困局也远远超出他过往的认知。随着新一轮教育监管政策落地，新东方股价已从年初的20美元跌至2美元，这家陪伴他三十年创业历程的教培企业，要重新回到探讨如何活下去的基本命题上。
一条流传甚广的传言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有新东方管理层建议公司转型做托儿所，当时俞敏洪在会议上忍不住落泪了。
“俞老师没有哭。”对此，一位接近俞敏洪的新东方内部人士告诉《深网》，近期外界传言俞敏洪在内部会议上落泪是不实消息。
俞敏洪确实面对创业近三十年来的最大危机。自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印发以来，资本助推下野蛮生长的校外学科培训行业迎来“最强监管”新东方俞敏洪，新东方旗下多项业务面临规范整顿，公司股价较年初高点已跌去近90%。
监管对新东方的影响显而易见，7月31日早晨，新东方发布公告表示，受到近期新规影响将取消财报发布及电话会议。
外界关注俞敏洪会如何拯救公司。日前一则传言称“新东方优能中学暑期集训营”计划在公海邮轮上举办，对此，俞敏洪在朋友圈愤怒辟谣：“你对新东方到底有多恨，才能在这种艰难时刻还要落井下石？”
新东方最初的精神口号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作为中国最早的校外培训机构之一，从政策边缘起步的新东方，发展过程中遇到过众多看似过不去的坎，最后一个个都过去了。但所有人都知道，今时不同往日，教培行业蒙眼狂奔的时代已经彻底远去，而俞敏洪需要面对真正的险境。
多位接近新东方的人士告诉《深网》，新东方管理层对于公司转型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涉及监管的所有业务肯定都会进行彻底整改。
俞敏洪还在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8月2日，俞敏洪在监管落地之后首次公开亮相，以公益基金发起人的身份出现在首期远山小学校长培训营。一位参加了活动的教育人士对《深网》表示，俞敏洪提到了目前教培行业面临的困难，但谈到乡村教育时，他还是兴高采烈的滔滔不绝。
在最新的一条朋友圈里，俞敏洪分享称新东方将把业务重心转向素质教育方向。近日，北京新东方素质教育成长中心成立，下设艺术创作学院、人文发展学院、语商素养学院、自然科创空间站，智体运动训练馆、优质父母智慧馆六个板块。新东方上海、深圳、广州、西安等地学校也相继进行了调整。
“教培不是教育”，两年前接受《深网》专访时，俞敏洪说他从来不认为新东方为中国教育做过太多贡献，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理想是关注乡村教育、缩小教育水平差距。
作为教培行业最具代表性的创业者，俞敏洪完整地经历了行业资本化和去资本化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出国培训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接轨，而在这个过程的后半段，过度资本化和内卷的K12教培产业因为增加了太多社会成本，而被抛到了时代的对立面。
这次监管，或许也是俞敏洪和他领导的新东方重新思考如何回归教育本质的契机。
俞敏洪8月2日在首期远山小学校长培训营期间发言
俞敏洪的大时代
和许多具有公共属性的行业一样，教培行业的萌芽、发展、壮大一直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
新东方的成功，与时代的语境不可分割。
“留学教父”俞敏洪赶上了第一个大时代。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开启了隔绝近30年的中美交流。为了鼓励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走向世界，1981年颁布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自费出国留学提供了政策支持，托福考试随之进入中国。
1985年，国家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俞敏洪和他的北大同学徐小平和王强等都在申请出国深造的学生之列。1987年，王强和徐小平先后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俞敏洪却因错过所申请大学的招生时间而失去了出国机会，继续留在北大当老师。
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经历。为了筹备出国留学费用，每月工资不到100元的俞敏洪开始参与一些培训机构的托福和GRE教学工作，这为其带来了1000-2000元的月收入。看到开培训班来钱这么快，俞敏洪没多想就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托福培训班。1991年，俞敏洪“被迫”辞职，专职托福培训班。
由于当时还没有申请办学许可证的条件，俞敏洪创办的第一个培训班挂靠在一家名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下，每年需要交15%的管理费。1993年11月16日，终于拿到办学许可证的俞敏洪成立了新东方集团的前身——北京新东方学校。
九十年代日益高涨的留学大军，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以北京人在纽约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万人空巷，开放不久的国人对国外生活充满好奇与向往。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切中肯綮，是许多中国学子备考托福和GRE的首选。俞敏洪无意间成了中国与西方沟通的一个桥梁。
后来，随着徐小平和王强陆续加入，新东方在没有对手的康庄大道上一路狂奔。俞敏洪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新东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竞争对手”。
直到教培市场出现很多K12培训机构后，俞敏洪才认识到，“市场要变天了”。
俞敏洪经历的第二个大时代背景是，1998年，北京市进行教育改革，取消了小学统考，改为就近入学与重点中学自行择优录取相结合的现行小升初模式。这就意味着没有被择优录取的学生将参加“电脑派位”，电脑根据片区内填报志愿随机分配学生入校。
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被择优录取，那时“学霸辈出”的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的校园内经常出现为孩子找家教的家长们的身影，兼职家教也就成了那时候不少北大、清华学生的“第二职业”。
在各个科目的课外辅导中，数学辅导的市场尤为巨大，因为择优录取中的“优”主要指的是在各类数学竞赛中取得的优秀成绩，以及各重点中学自行组织的奥数测试中表现优异。
俞敏洪的北大学弟张邦鑫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于2003年成立了“学而思”课外辅导，此后，高思教育、精锐教育等一大批K12教培公司争先成立，学科也从奥数开始拓展到越来越多的门类。
如果要为国内教培行业找一条分界线，那么2006年是非常合适的。在此之前，国内教培行业基本是留学培训的天下，而在此之后，K12课后辅导逐渐成为风潮甚至主流。
同样是2006年，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内地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不过事后来看，俞敏洪也正是在行业推动和资本裹挟下，逐渐将公司业务重心转向了K12教培领域。
风口与资本涌入
随着公司上市，资本给新东方带来了增长要求，也使新东方犯下了很多错误。俞敏洪在《我曾走在奔溃的边缘》一书中总结，最主要的错误一是依赖营销，二是盲目开校区。
对增长和资本负责的心态逐渐让新东方背离了成立时的初衷。俞敏洪后来也曾反思：营销和销售能促进增长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有足够好的产品和服务。但在教育领域，一段时间拥有的好老师是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拥有的好产品也是有限的。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营销和销售所带来的客户，有可能接受不到你原来的好老师和好产品，他们接触到的教学质量可能没那么好。
不过在当时，新东方还是和大部分的教培机构一样，走在扩张的道路上。2008年到2018年是K12教培的黄金十年也是混乱十年，不少教育公司并非抱着对教育本质的探索心态来做教育，而是抱着资本和互联网技术的心态，甚至是营销的心态，希望从中获利。
铺天盖地的营销广告，对订单、转化、复购等数据的重视远远超过授课效果，越来越焦虑的家长以及越来越“内卷”的学生，成了大量创业者和资本涌入K12教培后最明显的变化。
资本对风口的追逐在疫情下的2020年尤为明显。年初，疫情给所有线下培训机构带来了考验，但也让在线教育站上了风口，资本迅速涌入。据公开数据统计，在线教育行业2020年共融资500多亿，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总和。猿辅导、作业帮均完成数十亿美元融资，估值超百亿美元。资本用巨量的钱硬生生堆出了一个新赛道。
俞敏洪对在线教育一直比较谨慎，新东方的在线教育业务也长期被认为落后于竞争对手。俞敏洪曾对《深网》解释，“不仅外界这么想，连新东方的一些员工也这么想，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头部在线教育的盈利模式都没跑出来，只靠烧钱做营销不是长久的发展模式。”
俞敏洪一直坚持不烧钱战略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一个理念，教育是个慢活，不是靠资本能堆出来的，要培养有人性、有情感、身心健康、能与大家和谐相处的学生群体，面对面的老师和家长的作用永远是不可替代的。
2020年的疫情是个催化剂，困境中的新东方完成了OMO模式转型，希望线上线下业务结合。
客观来说，俞敏洪对教培行业的非理性繁荣保持着清醒认知。去年底，他曾公开发文斥责同行：
“对当今培训教育行业来说，让这么多人投身进去，甚至把身家性命去砸进去的，最重要的原因绝对不是教育初心，而是资本、科技、人才、模式。”还警告说，“培训教育被过度开发，在线教育各种烧钱，资本退潮后，将会出现一地鸡毛的情况。”
没想到雪崩来的如此之快。7月24日，“双减”政策最终落地，明确规定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其中每一项规定对教培行业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监管政策其实有迹可循。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颁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又出台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今年3月以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多地市场监管局责令多家教培机构进行整改，并对跟谁学、学而思等教培机构给予了警告和罚款。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教培机构和投资人都抱有幻想、甚至视而不见。而2020年因为疫情特殊情况，延缓了政策对教育监管的步伐。
俞敏洪也无法置身事外，过度资本化和内卷的K12教培产业因为增加了太多社会成本，终于被抛到了时代的对立面。
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对于教培机构的未来，据《财新》报道，在“双减”政策执行上，北京拟要求教培机构年底前完成学科类教培机构的“非营利性”转制；教委现已通过行业协会，知会各头部机构负责人，建议企业向高中、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混合业态等方向转型。
K12是新东方等头部教培机构的收入大头，转型难度可想而知。新东方截止2021年2月28日的Q3季度财报显示，其教育项目和服务的净收入同比增长30.5%，占收入比92.7%，其中主要系参加K12课外辅导课程的学生人数增加所致。（海外备考业务环比下降12%新东方俞敏洪，海外咨询和游学业务环比增长11%。）
K12业务为新东方带来了高增长、高利润和高估值，但结合“双减”政策细则和执行方向，新东方自2006年上市后开始拓展的K12教育或面临清零，其业务又回到了多年前俞敏洪创业开始的地方。
外部舆论大多相信，被公认具有“世界级抗打击能力”的俞敏洪能想出辗转腾挪的方法，带领新东方走出困境。有人建议，新东方未来真正的方向或许在于填补中国基础教育科学、教育科技前沿创新的薄弱点，因为这契合国家战略。
另一个角度来看，监管或许也是俞敏洪和他领导的新东方，重新思考如何回归教育本质的契机。
俞敏洪此前接受《深网》专访时表示，新东方被外界质疑在在线教育领域发展滞后，同时还面临好未来等竞争对手冲击。俞敏洪当时说，新东方面对的坎是如何在传统教育和科技教育中找到链接的桥梁，这既是一道坎，也是挑战，但是根据教育的本质来做这件事情，未来会做得不错。
如今面对监管对于教培行业的新要求，俞敏洪带领新东方走出困境的思路，自然还是回归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拥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比如最基本的要把学生教育成一个全面发展、人格性格健全的人才等等，俞敏洪曾对《深网》表示，“新东方成立26年（目前28年），一直在摸索真正益于中国教育的事情，今后新东方对于中国教育，尤其是均衡教育及贫困地区的教育能做什么事情，这是我未来最重要的事情。”
关注乡村教育、缩小教育差距是俞敏洪认为教育的本质之一。俞敏洪的微博内容，大多与乡村教育相关，这也不难理解，为何监管落地后，他首次亮相就出现在了与乡村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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