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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不但有四大古典小说，还有四大民间传说，它们分别是笔头叙事与口头叙事的经典之作互文，我们不能只讨论前者而不涉及后者。按照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的共识，四大民间传说包括《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四个故事。
如果说四大小说之间存在着令人诧异的结构相似，那么四大传说更像是一个天然契合的有机序列。像四大小说一样，四大传说也有其共同的深层结构，用前述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来表述，或许就是“镇压/反抗”与“禁锢/自由”这样两组相互对立的范畴。但本章无意重作冯妇，以四大传说为对象再作一番深层叙述结构的追踪剖析，因为民间故事本身就是一目了然“透明见底”的。真正值得做深入研究的，本人认为还是四大传说之间的“间性”。
中国叙事学
傅修延 著
“间性”又称“互文”或“互文性”（)，这里指的是单个故事与所属故事群中其他故事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亦即故事“家族”成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哈罗德·布鲁姆说“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间性”：
为要解释一首诗，你必须解释它与别的诗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该诗生气勃勃地创造意义的地方，这是一种家庭的差异，一首诗正是借此差异来抵偿另一首诗的。
“互文”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难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之类“互文见义”的表述，把握“互文”的关键在于将分开来的表述当成一个整体，这样我们就不会以为“东市”才有“骏马”，“西市”才有“鞍鞯”。同理，把握四大传说的关键在于洞察其“间性”——将四个故事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序列，唯有让这四个故事彼此印证，相互映发，其隐含的意义才能真正被召唤出来。从“互文”这个角度观察，四大传说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它们固然是四个不同的故事，但是由于那些复杂微妙的“异中之同”，它们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变体。这就是四大传说的“互文见义”功能，它们之所以能从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中脱颖而出，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四大传说偏偏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故事，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一个被“间性”牢牢吸附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了更好地说明互文的魅力，本文不得不先对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逐一讨论，然后再从“见木”回到“见林”状态上来。当然“见木”与“见林”也并非绝对相斥，在集中剖析一个传说时，也不妨让其他传说保持一种若隐若现的“在场”状态。
情节动力均来自女主人公
情节动力与人物愿望关系密切，因为没有愿望就没有行动，愿望像发动机一样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向前演进，导致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四个爱情故事中，全部都是女主人公在主动追求，她们比男主人公更有勇气，而男主人公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白素贞几乎是强迫许仙接受自己的爱；祝英台在男女之情上可谓“先知先觉”；孟姜女千里迢迢为丈夫送去寒衣；织女纡尊降贵下嫁凡夫俗子。这四位女性都有美丽而又坚强的心灵，她们敢于突破身份禁锢，奋起追求自由，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与强大的正统力量抗争，虽然从结果上说这种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她们对爱情的执著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这些魅力四射的形象使男主人公显得稍逊一筹，甚至被反衬得黯淡无光：许仙缺乏男子汉应有的气概；梁山伯长时间被蒙在鼓里；万喜良在故事中几乎只是个符号；牛郎的命运完全因织女的到来而改变。当然，男性之力一旦调动起来可能更具能量，但四大传说中女性处于无可置疑的掌控位置，故事中着重展示的是女性的追求，男性在故事中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与跟从。
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
与《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不同，四大传说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私人叙事，采用的是社会底层的视角，诉说的全为细民百姓的悲欢。四大传说的伦理取位处处与正统观念相悖：佛门不允许异类与人来往，白素贞执意要与许仙结为恩爱夫妻；儒家宣传男女授受不亲，祝英台乔装打扮与男子同窗共读；道教人士希望长生不老悠游自在，织女偏偏向往男耕女织的人间生活；封建帝王以修建长城为宏伟业绩，孟姜女却把它看成邪恶与压迫的象征。四大传说中流露的是一种颠覆性的伦理观念：那些维护既有秩序的等级藩篱与类别屏障，不管是人妖之分还是男女之大防，不管是仙凡之隔还是尊卑之别，在叙述中全都成了被冲击的伪善堤防。那些貌似正确的行为，如拯救被蛇精蛊惑的男子，避免两性交往失慎以及构筑维护帝国安全的城墙等，突然间暴露出违背人性的丑陋一面；而那些在其他叙事中显得冠冕堂皇的人物，如佛门长老与王母娘娘等，在四大传说中不但丧失其神圣光环，甚至变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这样的伦理取位当然并非仅见于四大传说，在以往的戏文说唱、稗官野史与私家笔记中，也存在着无数诸如此类的颠覆性叙事，它们讲述着比“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类私人叙事的功能在于补宏大叙事之失，将居高临下的伦理取位拨正为平视与细观，使得被正史忽略的民间呻吟获得关注，放大成像孟姜女哭声那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宏大叙事的最大弊端在于漠视普通人的痛苦，他们为历史进程付出的代价没有理由不在叙事中得到体现，只有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相结合，我们才能认识历史的全貌。四大传说的伦理意义体现于此，聚合在一起的四个故事最为鲜明和集中地反映了普通人的欲求，故事中主人公并没有奢望太多东西，四对男女只不过希望此生能长相厮守，但即便是这样的愿望也得不到满足，无怪乎从古到今的受众都会为他们的命运而唏嘘叹息。
传说结尾均有一抹亮色
中国古代戏曲多以喜剧收场，普罗普研究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大都在“婚礼”的钟声中结束，弗莱如此归纳传奇故事的普遍规律：
大多数传奇故事结局圆满：它自身份脱离开端，以身份恢复结局。即使是那些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也往往流露出这样的痕迹：开头有明显的下沉，结尾又有反弹。这意味着大多数传奇显示出了一种循环的推进：先是沉入到夜的世界，然后又回归到田园的世界，或者通向田园世界的某种象征，如结婚。
我们的四大传说由于有神奇因素，也在弗莱所说的“传奇故事”之列，但它们都不是以“回归”和“恢复”告终，因而在世界文学中属于异数。
不过如前所述，四大传说中虽然没有大团圆式的结局，留给人的印象却不是一味悲苦，故事背景到最后都会出现一抹亮色。白蛇传说中，白素贞虽然被镇压在佛塔之下，但“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的谶语暗示了她总有复出的一天；梁祝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死去，但他们的精灵至少还能在一起同飞共舞；牛郎织女传说中，男女主人公虽然被银河分隔，但毕竟还有每年一度的鹊桥相会；孟姜女传说虽然以女主人公投海为结局，但按鲁迅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故事中“有价值的东西”固然被毁灭，造成这种毁灭的长城也被崩倒。似此四大传说结尾都提供了情绪的宣泄口，它们就像隧道尽头的一线光明，作用在于驱除听故事者心头的郁结。这种处理似在告诉人们，镇压带来反抗，隔断呼唤跨越，禁锢不可能长久得逞，自由的愿望总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获得满足或释放。与廉价的大团圆收场相比，“镇塔”“化蝶”“崩城”与“变星”的结局更能产生曲终奏雅般的效果，这也是四大传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悲剧的长处在于深入人心，又会造成挥之不去的伤痛，因此那些懂得讲故事奥秘的人，常常在悲剧中羼入一丝喜剧的色调，以免形成过于压抑的气氛。《红楼梦》中贾府的下场无疑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故事的未来倘若真是如此毫无悬念，那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会一直紧皱眉头，因此小说中又预设了“兰桂齐芳”这一影影绰绰看不分明的远景。把某种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就要在作品中实现的未来放在“故事外”互文，可以说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叙事策略，即便是在遨游虚构世界的精神旅行中，读者也会下意识地憧憬道路尽头能有令人惊喜的风景。一个故事是悲是喜其实取决于观察角度，四大传说既是受苦受难的故事，也是冲破牢笼的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双双死去，但这出悲剧并不让人太过伤感，因为两人的爱情烈焰融解了双方家族的世代仇恨，这种情况就像崩倒长城一样给人一丝胜利的喜悦。传奇故事中的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没有“爱战胜一切”，没有希望与光明。
作者简介
傅修延，1951年生于南昌，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大叙事学中心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在多伦多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学。主要著作有《讲故事的奥秘》《先秦叙事研究》《文本学》《叙事：意义与策略》《济慈书信集》（译作）《济慈评传》与《赣文化论稿》等。《元叙事与太阳神话》2013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三次获得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次主持完成江西省社科研究规划重大招标项目。2013年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
本文选自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叙事学
傅修延 著
书号：
定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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